“放开我……”

    郑鸿逵喝醉了,两名家丁要背他回去,他却怎么也不肯。

    望着醉成一滩烂泥的四弟,郑芝龙怒火中烧,心想今晚的一切不都是因为这个蠢货而起吗?马鞭一抽,喝道:“背他干什么?让他自己走,走不了就死在地沟里!”

    两个家丁背也不是,不背也不是,呆愣的站在原地。

    年轻的郑森知道父亲的心境,于是小声劝道:“父亲,钱财乃身外之物,何必太在意?何况银子大部分都是用在了登州水师。如今内外战事不断,正是大丈夫建功立业的好机会,我郑家身处东南,无论是关外的建虏还是中原的流贼,都离我们太远了,有力也使不上。如今朝廷调孩儿到登州,太子又大量购买硫磺,怕是在为下一场大战做准备,若是真的有战事,不管是渡海攻击建虏,或是越山东剿除流寇,我郑家都大有可为啊!”

    “闭嘴!你知道什么?”

    郑芝龙怒瞪儿子一眼,拨马前行。

    郑森涨红着脸,被父亲呛的说不出话来。

    对父亲的私心,他心知肚明,而对如何前行,他和父亲有着截然不同的想法……

    御酒的威力真不是吹的,直到回了后堂,朱慈烺的脑袋都还是晕晕地,不过

    心情非常好,因为今晚的目的都达到了,既让郑芝龙出了血,也布下了市舶税这个后招,更以郑芝龙的名义,为天下商人向朝廷助捐起了一个好头。

    大明朝廷实在是太缺银子了,但商人们却不缺,但商人们宁愿将银子藏在地窖中,也不愿意拿出来共体时艰,这一点和清朝中后期,清廷财政困难,商人们踊跃拿银,供朝廷使用,产生了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完全不同。

    究其原因,除了商人自私自利,大明重农抑商,商人地位得不到保证之外,朝廷的信誉也是很大的关键。

    把银子借给朝廷,谁知道朝廷还不还?

    朱慈烺要改变这一现象。

    而以“市舶税”为抵押,向福建海商借银,就是他商鞅变法、城门立柱的第一步。

    不管郑芝龙找到几个白手套,朝廷都要给那几人“颁匾额”“发证书”,并且实实在在地还钱,如此方能取信于民,以后再遇到财政危机,商人们也才敢把银子借给朝廷。

    而现在唯一要担心的是,如果朝臣们知道了市舶税被抵押出去的事情,会如何反应?

    弹劾朱慈烺已经不在意了,而昨天进宫之时,他也将抵押市舶税的利弊详细讲给了崇祯帝听,崇祯帝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但表情却是默许了,比起一年只能收四万两银子的市舶税,抵押出去一次可以有八十万两,等于是一次将二十年的税银都收了上来,对缓解朝廷财务危机有巨大帮助,何乐而不为?

    这比崇祯十二年,崇祯帝低声下气的向勋贵们募捐可体面多了。

    朱慈烺担心的是,如果朝臣对这件事非议过大,会影响到郑芝龙的后续决定,虽然郑芝龙没胆量造反,但拖拖拉拉,见机行事是绝对有可能的,因此绝不能让朝臣们的非议影响到郑芝龙。

    而明天的早朝就是关键。

    次日早朝。

    群臣发现,太子又上朝了,不过却依然是一言不发,不管朝堂上吵的多热闹,他都是眼观鼻鼻观心,一句话也不说,今日争论的焦点有两个,一个是两淮盐政,另一个是中原剿匪。相比于后者,前者讨论的热烈度更高,从左懋第查盐不力、两淮盐运使冯导研、监盐太监杨显名的罪责、盐政的弊端,一直到两人的继任人选,朝臣们都吵的不可开交。

    朱慈烺凝神静气,看似不在意,但朝臣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印在他心里,东林,非东林,而东林又分南东林、北东林,有像吴甡这样的孤鸟,也有像吏部尚书郑三俊偏向首辅周延儒的骑墙派。什么人什么派,表面上分不出来,但仔细揣摩他们所说的话,却能琢磨出一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