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 海关恶心你(1/2)
其实目前市场上也有第三方的独立评测机构，为了给所测的商品排序，给消费者作为“购买指南”。所以，“测”之后，往往会对各种指标给予不同的权重来计算出一个“得分”，再根据这个得分进行“排名”。
而陈义哲的这间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机构则着重放在安全性的检测，这种检测其实比“排名”更加简单可靠。
因为即便是深度加工的配方食品，同一款产品的不同批次之间，往往也有相当大的差异。一次检测，最多只能代表“那一个批次的产品”，而无法代表“那一款产品”，更不能代表“那个品牌的产品”。在政府监管机构所做的抽检中，发布结果也只是针对“所抽检的批次”，而不是针对该款产品或者品牌。
这种同款产品之间的“批次差异”可能远远大于检测的不同品牌产品之间的差异。在国家标准中，规定了营养成分的“实际含量”与“标称含量”之间允许的差异，多数指标允许0的偏差。
举个例子，一款产品的蛋白质含量宣称是克，那么实际含量超过4克都算正常。国家标准之所以这么规定，是因为这是实际生产中现实可行的控制目标。如果减允许的偏差（比如降低到10，意味着低于6克就算不合格），就会导致较多产品不合格，从而增加生产成本——生产成本的增加，最终还是要靠消费者来承担。而这种成本的增加，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也就是，针对两款蛋白质标称值都是克的产品，一个检测结果是5，另一个是1，“排名”结果显然是后者远远高于前者，但实际上，可能只是前者运气差被抽了一个含量低的批次，而后者运气好，被抽的那个批次含量高而已。
基于这种具有很大“偶然性”的数据，要去做出一个具有“确定性”的排名，对企业不公平，对消费者也没多大价值。
有的测评选取企业并不进行定量控制的指标来作为“安全性”的测评标准，还美其名曰“比国标更高的标准”。比如农残、重金属、微生物、清洗剂残留等，国家标准设定了“安全限”——安全标准的含义，是“只要不越线就不会危害健康”。
在实际生产中，企业也只是控制到“安全线以内”。有的企业会设定更严格“企业标准”，也还是控制到“标准之内”，在“线内”的实际数值同样有高有低，相差巨大。
比如微生物，同一条生产线、同一款产品、相邻的两批产品，一批的菌落总数是5000而另一批的只含有50，在实际生产中司空见惯。当安全标准是10000的时候，不管是5000还是50，都是“合格”的会进入市场。对于“一测定排名”的检测，抽到哪一批产品完全是运气使然了。基于这样的检测结果去“排名”，无论检测过程如何“独立”如何“专业”，结果都没有代表性。
即便是认可这些“没有代表性的数据”，去做“排名”也没有多大意义。排名需要算出一个“分数”，就需要对各项检测的指标进行“量化”和“加权”。一方面，这些“量化”和“加权”本身就很主观；另一方面，可能有更重要的因素并没有被纳入检测或者考量。
所以，不管多么“独立”、多么“专业”，也都无法得到有价值的“排名”。
检测报告出来了，但是怎么让更多的人看到报告，这就是一个难题。
在这点上，机构在线上和新浪网易等门户网站合作，线下则是和南方日报合作，检验室每半个月都会抽检大量的食品，而其中有问题的都将会在线上线下公布出来。
而这一次，抽检的结果波及太多的产品，若是直接公布出来，恐怕会引起公众的恐慌。所以，陈义哲让机构的人员先把结果上传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先知会对方一声，不管管理局那边怎么处理，检验室这边依旧会把报告结果公布。
成立这间非营利性机构的食品评测检验室，陈义哲知道必定会得罪国内许多的人。
陈义哲对此并不害怕，也不避讳，在他看来，只有身家清白的人，才敢做得罪人的事情。
陈义哲并不在乎别如何看待他，反正他觉得他做的事情确实是对这个社会有益的。
检测报告很快的就在网上各大门户网站和线下报纸上公布，顿时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因为早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卫生部便明令禁止使用皮革废料、毛发等非食品原料生产食用明胶和水解蛋白；禁止以非食品原料生产的明胶、水解蛋白为原料生产加工乳制品、儿童食品和其他食品。
而此刻仍然有人顶风作案，而且还涉及国内上百种的食品，怎么可能不会令国人感到愤怒，要知道，去年的劣质奶粉事件影响还没散去。
然而，报复很快就来了。
夏梦电子的一些解码芯片和闪存是从香港进来的，年底的时候，似乎得罪了鹏城海关的人，夏梦挨了一个很重的处罚。
陈义哲得知了事情后，倒也觉得事情很，便让公司人员自行解决，谁知道公司人员这一年多来一直顺风顺水，整个国内的媒体都在鼓吹夏梦电子，因此也让他们内心膨胀了许多。
于是，公司处理事情的人员在和对方交流了几次没有结果后，便直接到海关总署去告状。
几后总署也派人来调查，了解了真实情况后，没有给夏梦电子处罚，这听起来好像是没事了。
然而没过几，当载夏梦电子的芯片的卡车入关时，每一辆都被要求检查。鹏城海关边境口岸在这个时候并不多，每早上，口岸上等待入关的大卡车，一排就是好几公里，检查完了以后就让车重新排队。
而陈义哲的这间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机构则着重放在安全性的检测，这种检测其实比“排名”更加简单可靠。
因为即便是深度加工的配方食品，同一款产品的不同批次之间，往往也有相当大的差异。一次检测，最多只能代表“那一个批次的产品”，而无法代表“那一款产品”，更不能代表“那个品牌的产品”。在政府监管机构所做的抽检中，发布结果也只是针对“所抽检的批次”，而不是针对该款产品或者品牌。
这种同款产品之间的“批次差异”可能远远大于检测的不同品牌产品之间的差异。在国家标准中，规定了营养成分的“实际含量”与“标称含量”之间允许的差异，多数指标允许0的偏差。
举个例子，一款产品的蛋白质含量宣称是克，那么实际含量超过4克都算正常。国家标准之所以这么规定，是因为这是实际生产中现实可行的控制目标。如果减允许的偏差（比如降低到10，意味着低于6克就算不合格），就会导致较多产品不合格，从而增加生产成本——生产成本的增加，最终还是要靠消费者来承担。而这种成本的增加，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也就是，针对两款蛋白质标称值都是克的产品，一个检测结果是5，另一个是1，“排名”结果显然是后者远远高于前者，但实际上，可能只是前者运气差被抽了一个含量低的批次，而后者运气好，被抽的那个批次含量高而已。
基于这种具有很大“偶然性”的数据，要去做出一个具有“确定性”的排名，对企业不公平，对消费者也没多大价值。
有的测评选取企业并不进行定量控制的指标来作为“安全性”的测评标准，还美其名曰“比国标更高的标准”。比如农残、重金属、微生物、清洗剂残留等，国家标准设定了“安全限”——安全标准的含义，是“只要不越线就不会危害健康”。
在实际生产中，企业也只是控制到“安全线以内”。有的企业会设定更严格“企业标准”，也还是控制到“标准之内”，在“线内”的实际数值同样有高有低，相差巨大。
比如微生物，同一条生产线、同一款产品、相邻的两批产品，一批的菌落总数是5000而另一批的只含有50，在实际生产中司空见惯。当安全标准是10000的时候，不管是5000还是50，都是“合格”的会进入市场。对于“一测定排名”的检测，抽到哪一批产品完全是运气使然了。基于这样的检测结果去“排名”，无论检测过程如何“独立”如何“专业”，结果都没有代表性。
即便是认可这些“没有代表性的数据”，去做“排名”也没有多大意义。排名需要算出一个“分数”，就需要对各项检测的指标进行“量化”和“加权”。一方面，这些“量化”和“加权”本身就很主观；另一方面，可能有更重要的因素并没有被纳入检测或者考量。
所以，不管多么“独立”、多么“专业”，也都无法得到有价值的“排名”。
检测报告出来了，但是怎么让更多的人看到报告，这就是一个难题。
在这点上，机构在线上和新浪网易等门户网站合作，线下则是和南方日报合作，检验室每半个月都会抽检大量的食品，而其中有问题的都将会在线上线下公布出来。
而这一次，抽检的结果波及太多的产品，若是直接公布出来，恐怕会引起公众的恐慌。所以，陈义哲让机构的人员先把结果上传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先知会对方一声，不管管理局那边怎么处理，检验室这边依旧会把报告结果公布。
成立这间非营利性机构的食品评测检验室，陈义哲知道必定会得罪国内许多的人。
陈义哲对此并不害怕，也不避讳，在他看来，只有身家清白的人，才敢做得罪人的事情。
陈义哲并不在乎别如何看待他，反正他觉得他做的事情确实是对这个社会有益的。
检测报告很快的就在网上各大门户网站和线下报纸上公布，顿时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因为早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卫生部便明令禁止使用皮革废料、毛发等非食品原料生产食用明胶和水解蛋白；禁止以非食品原料生产的明胶、水解蛋白为原料生产加工乳制品、儿童食品和其他食品。
而此刻仍然有人顶风作案，而且还涉及国内上百种的食品，怎么可能不会令国人感到愤怒，要知道，去年的劣质奶粉事件影响还没散去。
然而，报复很快就来了。
夏梦电子的一些解码芯片和闪存是从香港进来的，年底的时候，似乎得罪了鹏城海关的人，夏梦挨了一个很重的处罚。
陈义哲得知了事情后，倒也觉得事情很，便让公司人员自行解决，谁知道公司人员这一年多来一直顺风顺水，整个国内的媒体都在鼓吹夏梦电子，因此也让他们内心膨胀了许多。
于是，公司处理事情的人员在和对方交流了几次没有结果后，便直接到海关总署去告状。
几后总署也派人来调查，了解了真实情况后，没有给夏梦电子处罚，这听起来好像是没事了。
然而没过几，当载夏梦电子的芯片的卡车入关时，每一辆都被要求检查。鹏城海关边境口岸在这个时候并不多，每早上，口岸上等待入关的大卡车，一排就是好几公里，检查完了以后就让车重新排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