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厅的一面墙上挂着个飞镖靶子，一环一环彩色的圆圈上，随意插着四五支飞镖，其中一支正中靶心。
飞镖靶旁边，还挂着冲浪板、滑雪板、一组斯诺克的桌球，让餐厅里的氛围，配得上门口招牌上的“美式休闲餐厅”这几个字。
然而，这时餐厅里的氛围却一点儿也不休闲。一个说着美式英语的声音和一个说着中式美语的声音，交替在餐厅里回响着，碰撞着，就所谓制度问题进行激烈的交锋。
经过来来回回好几个回合，看戏的多卡集团员工们越看越有趣，而雷尔夫突然停顿了一下，看着自己手中的咖啡杯，好像进行了一番深度的思考，然后说：“我感到好奇，你的意思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希望维持现状？”
方自归的眼睛里，仍然像是落了一地闪闪发光的火星，“是的。如果实行你们那套制度，人口众多的中国社会将毫无意外地陷入混乱和动荡，这将直接威胁中产阶级现在稳定的并且越来越好的生活。”
“这可不符合现代政治学理论。”
“如果现代政治学让人民的生活更悲惨，那不如改名叫愚蠢政治学。就拿实行美国制度的菲律宾来说，与不民主的新加坡比，与不民主的香港比，菲律宾难道不是一个失败国家吗？美国制度，绝不是永远正确的，就像管理学中所说的情境管理理论，用什么样的管理方法最有效，要看具体的环境和对象。世界上没有绝对正确的管理，也没有绝对正确的政治。美国与中国之间在历史、文化、经济水平、教育水平上差异这么大，在美国有效的制度，当然不见得在中国行得通。你是记者，也许对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没有感触，但我相信那些领导过上百人、上千人、上万人的总经理们会深有同感。为了更长远的利益，政府其实偶尔也需要像一间公司的管理层那样做做坏人，可在你们的制度下，每个政客在选民面前都是好好先生，每个政客都喜欢做一些皆大欢喜的承诺，即使有些承诺是不负责任的。比如，欧洲一些国家的高福利，导致年轻人工作积极性不高，长此以往，福利基金难道不会出现赤字吗？可是，没有任何一个政客敢于削减福利，因为在你们的制度下，提出这个政策，便意味着政治生涯的结束。”
“我虽然没做过总经理，可是你也没有像我一样走遍中国，和中国的许多不同阶层深入交流过。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们的制度没有纠错能力，因为你们的人民不能制约权力。”
“我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的制度下，有什么力量可以制约权力。我思考的结果是：这力量是有的。比如说，舆论的压力。大家不要忘记，人类首次进入了互联网时代。舆论，从来没有像今天的力量这么大。信息，从来没有像今天传播得这么快。给你举个例子，既然你是记者，你听说过发生在今年三月的孙志刚事件吗？”
“孙志刚事件？”雷尔夫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一个在收容所里死亡的大学生。”方自归道。
“啊……就是在广东……我想起来了。”雷尔夫做为记者，总算想起了这条本年度的中国十大新闻之一。
“那件事发生后，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肇事人员不但被严惩，中国政府也很快废除了《流浪人员收容法》。这，就是纠错能力。这，就是舆论压力。在这样一个互联网时代，一手遮天和为所欲为，是很难做到的。这就好像我做为总经理，虽然我没有拼选举的压力，但我也不会在公司内为所欲为一样。因为，我深深地知道，我要把公司管理好，我要完成那些KPI，我需要员工高昂的士气，这就需要我顾全大局、收拢人心，需要我在公司里有一个良好的形象。所以，我不可能在公司里肆意妄为。我小小一个总经理都懂的道理，国家领导会不懂吗？另外，也是我读了MBA才知道，我们政府还有防止错误政策产生的预防机制。”
“质量管理的最高境界是预防。”人群中的托马斯笑着说。
“什么样的预防机制？”人群中又传出一个声音。
方自归眼睛里的火焰，这时温柔了一些，“这个机制，就是让各领域的专家、精英，做为政府的智库，帮助领导们制定政策。我之所以知道这个机制，是因为教我们的两个教授是上海市政府智囊团成员，教我们宏观经济学的那个教授亲口告诉我，上海市又要做什么规划什么项目了，他参与其中提供了咨询。其实，让智囊团辅助领导做决策，比让普通老百姓去参合去讨论高效得多。比如‘海绵城市’的想法，就应该找一帮同济、清华的给排水、建筑专业的专家来讨论决策。比如‘智慧城市’的概念，就应该找一帮来自北邮、北大的通讯、计算机专业的专家来讨论决策。老百姓懂什么海绵城市智慧城市？要有效率，就应该精英集体决策，政府强力推行，绝不能让我们现在这些老百姓搞什么公投。如果像印度那样搞所谓的民主，才真是损害全体国民的利益。”
雷尔夫冷笑道：“可是你的长篇大论，漏掉了一个角度。就是人性的角度，而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角度，因为人性是永恒的。”
胡尔达小姐插嘴道：“漏掉了不止一个角度，比如还有法律的角度。”
雷尔夫道：“请允许我先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明民主为什么是必要的。一九九二年，《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出版了。Victor，你看过吗？”
方自归道：“没有。一九九二年我刚刚上大学，那时我倒真是崇拜美国制度，可现在我认为我那时的想法错了。”
雷尔夫道：“你应该好好读一读那本书，那是一本见解深刻的书，它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方向。人性最深层次的追求，就是寻求被承认，做为一定价值和尊严的存在者被承认。如果能够找到一种制度，使每个人都得到承认而又不带来暴政，那么这种政体将是有史以来出现过的最稳定、最长久的政体，历史也将终结。这种政体已经被人类找到了，就是美国的制度。”
方自归道：“这种被承认的感觉，对现在的中国人来说是奢侈品。我们和你们不一样，我们现在最关心的是挣钱的自由，生活的自由，而不是投票的自由。请不要以为美国人认为重要的东西，中国人也认为重要。给你举个例子。我曾经在斯德哥尔摩的中餐馆里遇到一个打工的中国留学生，她告诉我说，她在斯德哥尔摩生活的最大感受，就是不自由。”
奥洛夫叫了一嗓子：“欧，瑞典可是个非常自由的国度！”
方自归向奥洛夫点点头，说：“请听我把故事讲完，谢谢奥洛夫。那位留学生来自西安，她告诉我，她在斯德哥尔摩不能自由地洗澡，因为晚上九点以后洗澡的话，邻居会投诉她洗澡发出了声音；她不能自由地打电话，下班后不能打给同事，晚上九点后不能打给任何人，因为太晚打电话就占用了别人的休息时间；她不能在周末自由地逛街购物，因为商店基本上都关门了；她不能自由地在工作到凌晨十二点以后去吃个夜宵，因为饭店都停止营业了；她不能自由地在自己过生日时，请朋友们聚聚，唱唱卡拉OK，因为当地最大的KTV包房，十个人都坐不下。但是，我上面提到的不自由，在中国都很自由，而这些自由，才是中国老百姓觉得更重要的自由。你说的那种自由，我们还没那么需要。我们需要女孩子不管多晚，都能够自由安全地去城市里任何一个角落，在纽约就没有这样的自由，而在上海就有这样的自由！”
“可是你知道吗？”胡尔达小姐又插嘴道，“Absolutepowercorruptsabsolutely，这是历史学家阿克顿的名言。”【译：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飞镖靶旁边，还挂着冲浪板、滑雪板、一组斯诺克的桌球，让餐厅里的氛围，配得上门口招牌上的“美式休闲餐厅”这几个字。
然而，这时餐厅里的氛围却一点儿也不休闲。一个说着美式英语的声音和一个说着中式美语的声音，交替在餐厅里回响着，碰撞着，就所谓制度问题进行激烈的交锋。
经过来来回回好几个回合，看戏的多卡集团员工们越看越有趣，而雷尔夫突然停顿了一下，看着自己手中的咖啡杯，好像进行了一番深度的思考，然后说：“我感到好奇，你的意思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希望维持现状？”
方自归的眼睛里，仍然像是落了一地闪闪发光的火星，“是的。如果实行你们那套制度，人口众多的中国社会将毫无意外地陷入混乱和动荡，这将直接威胁中产阶级现在稳定的并且越来越好的生活。”
“这可不符合现代政治学理论。”
“如果现代政治学让人民的生活更悲惨，那不如改名叫愚蠢政治学。就拿实行美国制度的菲律宾来说，与不民主的新加坡比，与不民主的香港比，菲律宾难道不是一个失败国家吗？美国制度，绝不是永远正确的，就像管理学中所说的情境管理理论，用什么样的管理方法最有效，要看具体的环境和对象。世界上没有绝对正确的管理，也没有绝对正确的政治。美国与中国之间在历史、文化、经济水平、教育水平上差异这么大，在美国有效的制度，当然不见得在中国行得通。你是记者，也许对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没有感触，但我相信那些领导过上百人、上千人、上万人的总经理们会深有同感。为了更长远的利益，政府其实偶尔也需要像一间公司的管理层那样做做坏人，可在你们的制度下，每个政客在选民面前都是好好先生，每个政客都喜欢做一些皆大欢喜的承诺，即使有些承诺是不负责任的。比如，欧洲一些国家的高福利，导致年轻人工作积极性不高，长此以往，福利基金难道不会出现赤字吗？可是，没有任何一个政客敢于削减福利，因为在你们的制度下，提出这个政策，便意味着政治生涯的结束。”
“我虽然没做过总经理，可是你也没有像我一样走遍中国，和中国的许多不同阶层深入交流过。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们的制度没有纠错能力，因为你们的人民不能制约权力。”
“我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的制度下，有什么力量可以制约权力。我思考的结果是：这力量是有的。比如说，舆论的压力。大家不要忘记，人类首次进入了互联网时代。舆论，从来没有像今天的力量这么大。信息，从来没有像今天传播得这么快。给你举个例子，既然你是记者，你听说过发生在今年三月的孙志刚事件吗？”
“孙志刚事件？”雷尔夫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一个在收容所里死亡的大学生。”方自归道。
“啊……就是在广东……我想起来了。”雷尔夫做为记者，总算想起了这条本年度的中国十大新闻之一。
“那件事发生后，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肇事人员不但被严惩，中国政府也很快废除了《流浪人员收容法》。这，就是纠错能力。这，就是舆论压力。在这样一个互联网时代，一手遮天和为所欲为，是很难做到的。这就好像我做为总经理，虽然我没有拼选举的压力，但我也不会在公司内为所欲为一样。因为，我深深地知道，我要把公司管理好，我要完成那些KPI，我需要员工高昂的士气，这就需要我顾全大局、收拢人心，需要我在公司里有一个良好的形象。所以，我不可能在公司里肆意妄为。我小小一个总经理都懂的道理，国家领导会不懂吗？另外，也是我读了MBA才知道，我们政府还有防止错误政策产生的预防机制。”
“质量管理的最高境界是预防。”人群中的托马斯笑着说。
“什么样的预防机制？”人群中又传出一个声音。
方自归眼睛里的火焰，这时温柔了一些，“这个机制，就是让各领域的专家、精英，做为政府的智库，帮助领导们制定政策。我之所以知道这个机制，是因为教我们的两个教授是上海市政府智囊团成员，教我们宏观经济学的那个教授亲口告诉我，上海市又要做什么规划什么项目了，他参与其中提供了咨询。其实，让智囊团辅助领导做决策，比让普通老百姓去参合去讨论高效得多。比如‘海绵城市’的想法，就应该找一帮同济、清华的给排水、建筑专业的专家来讨论决策。比如‘智慧城市’的概念，就应该找一帮来自北邮、北大的通讯、计算机专业的专家来讨论决策。老百姓懂什么海绵城市智慧城市？要有效率，就应该精英集体决策，政府强力推行，绝不能让我们现在这些老百姓搞什么公投。如果像印度那样搞所谓的民主，才真是损害全体国民的利益。”
雷尔夫冷笑道：“可是你的长篇大论，漏掉了一个角度。就是人性的角度，而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角度，因为人性是永恒的。”
胡尔达小姐插嘴道：“漏掉了不止一个角度，比如还有法律的角度。”
雷尔夫道：“请允许我先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明民主为什么是必要的。一九九二年，《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出版了。Victor，你看过吗？”
方自归道：“没有。一九九二年我刚刚上大学，那时我倒真是崇拜美国制度，可现在我认为我那时的想法错了。”
雷尔夫道：“你应该好好读一读那本书，那是一本见解深刻的书，它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方向。人性最深层次的追求，就是寻求被承认，做为一定价值和尊严的存在者被承认。如果能够找到一种制度，使每个人都得到承认而又不带来暴政，那么这种政体将是有史以来出现过的最稳定、最长久的政体，历史也将终结。这种政体已经被人类找到了，就是美国的制度。”
方自归道：“这种被承认的感觉，对现在的中国人来说是奢侈品。我们和你们不一样，我们现在最关心的是挣钱的自由，生活的自由，而不是投票的自由。请不要以为美国人认为重要的东西，中国人也认为重要。给你举个例子。我曾经在斯德哥尔摩的中餐馆里遇到一个打工的中国留学生，她告诉我说，她在斯德哥尔摩生活的最大感受，就是不自由。”
奥洛夫叫了一嗓子：“欧，瑞典可是个非常自由的国度！”
方自归向奥洛夫点点头，说：“请听我把故事讲完，谢谢奥洛夫。那位留学生来自西安，她告诉我，她在斯德哥尔摩不能自由地洗澡，因为晚上九点以后洗澡的话，邻居会投诉她洗澡发出了声音；她不能自由地打电话，下班后不能打给同事，晚上九点后不能打给任何人，因为太晚打电话就占用了别人的休息时间；她不能在周末自由地逛街购物，因为商店基本上都关门了；她不能自由地在工作到凌晨十二点以后去吃个夜宵，因为饭店都停止营业了；她不能自由地在自己过生日时，请朋友们聚聚，唱唱卡拉OK，因为当地最大的KTV包房，十个人都坐不下。但是，我上面提到的不自由，在中国都很自由，而这些自由，才是中国老百姓觉得更重要的自由。你说的那种自由，我们还没那么需要。我们需要女孩子不管多晚，都能够自由安全地去城市里任何一个角落，在纽约就没有这样的自由，而在上海就有这样的自由！”
“可是你知道吗？”胡尔达小姐又插嘴道，“Absolutepowercorruptsabsolutely，这是历史学家阿克顿的名言。”【译：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