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临时首都此时在栎阳。(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汉书》娄敬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改变了定都洛阳设想的,是刘邦后期的重要谋臣娄敬。
娄敬,原本是自齐国前往陇西的戍卒,路过洛阳时说要向刘邦提个建议。居然还就真的就见到了此时已经贵为天子的刘邦。这可以肯定是西汉制度中值得重视、又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一点。
刘邦如同对待战时投奔者一样,先请吃一顿,然后再说话。
娄敬注意到了西汉处处以西周为榜样,选择洛阳为都,是希望能够如同西周那样国运昌盛,建议也就围绕“陛下取天下与周异”展开。首先说明,西周的天下是“积德累善十余世”而来,所以敢于在洛阳这种四战之地建都,取其居天下之中、距离四方“道里钧矣”,“诸侯四方纳贡职”路途成本大致相同,同时也就要求统治者只能“以德致人”、不能和天下人玩阴的。其次说明,西汉的天下乃战斗而来、暴力夺取,从推翻秦皇朝的战争到楚汉战争,十年间“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不绝,伤夷者未起”,想要推翻西汉的有的是。最后建议,到四塞之地的关中、建都长安。
娄敬显然成功说服了刘邦,迁都这般大事,居然当日决定,当日起程。到达长安才发觉地方本来不大、又经战乱破坏,根本放不下。于是,以栎阳为临时首都。
两千余年前,关中平原以至整个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还在50%以上。大略而言,居民区、耕地、道路、河流之外,都是森林。此地森林茂密,气候温润,又有郑国渠的长期灌溉,是八百里秦川最为富裕的地方。最早是秦国的都城,商鞅变法就是在这里推开。迁都咸阳后,成为离宫,仍然是粮食生产基地兼军工生产基地,秦军的装备大多就在这里生产。秦亡后,咸阳被毁,栎阳基本无恙,秦将司马欣被项羽封为塞王,楚汉相争萧何坐镇关中,都是在栎阳。
栎阳的遗址,正好是为数不多的、由国家社科院考古所组织系统发掘的古城遗址,咱们也就有可能了解刘邦君臣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商量对策了。
就现在揭露情况看,城市不算大,整体呈长方形,东西长约2500米,南北宽约1600米;东西两边各有城门三个、南北两边各有城门两个;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的主要大街各三条。最为突出的是城中的主要宫殿,便是现在也能算超大建筑。其遗址边长最长的达700米。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北京城中央的人民大会堂,南北边长336米,东西边长206米。其中蕴含的更重要的信息是:这个边长如果是东西方向的,则相当于城市总长的将近三分之一;如果是南北方向的,则相当于城市总长的将近二分之一。这个宫殿和城市的关系,已经不是主要建筑,甚至也不是主体建筑,而是房屋和院子的关系。
随便到哪个村子里看看就会明白,这个城市就是一个放大了的院子。如同所有的农家大院一样,院子里的一切都是为中间那幢房子而存在的。咱们古代的城市最初大都如此——不是为了市民、公众,而是为了一人、一家。看懂了这一点才能看懂中国的城市。
栎阳城中这个宫殿遗址的发掘工作基本完成,可以视为咱们中国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最大的朝廷办公建筑遗址。
刘邦和他的将领就在这里讨论如何对付韩信。
会议可能很短,《史记》和《汉书》两处刘邦传记中是完全相同的一句话:“上问左右,左右争欲击之。”两处陈平传记中也是完全相同的一句话:“高帝问诸将,诸将曰:‘亟发兵阬竖子耳’。高帝默然。”这个会议可能根本就没有议起来,留下的资料也很简单,两位史家看到的可能完全相同。
刘邦问大家怎么办,大家争先恐后表态:打;把小子抓回来活埋了,然后就没话说了。韩信曾经是他们大多数人的直接统帅,是他们心中的战神。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军人的威信是打出来的,打出来的威信很难动摇。汉军将领无论和韩信关系如何,大都发自内心钦佩韩信,但又都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刘邦对韩信的真实态度,必须表态又不好多说。刘邦对此了然于胸,也不好强求。这正是他心中最深的担忧。
韩信,自汉中登坛拜将开始,无论何种名义,实际上长期是汉军前方统帅。打大仗的时候,刘邦直接带领的部队也是按照韩信的号令行动。韩信所直接带领的,一直就是汉军最大、战斗力最强的主力部队。打,就是刘邦自己这个汉军最高统帅和前方统帅打,就是汉军的中央警卫部队和主力打。潜意识中,胜败不言而喻。
楚汉相争艰难胜出、在洛阳南宫开宴庆贺、酒酣耳热之际,刘邦曾经公开总结成功经验,其中名闻天下又流传千古的一条是,“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汉书·高帝纪》)。这是公开坦率承认,自己谋略不如张良、治国不如萧何、打仗不如韩信。且推翻暴秦用了两年多、战胜项羽用了五年多,对韩信得多少年?能不能胜?他根本没有想过。潜意识中,他自己从一开始就把打排除在外了,只是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如果能打,如同对臧荼、直接调兵就是了,又何必召集大家开会讨论呢?!
这次短会还暴露出一个重要现象——诸将中也无人质疑韩信造反。汉军将领或对韩信造反确信无疑、或由于刘邦确信无疑而不敢提出质疑,但整体表现为一致确信无疑。这在很大程度上反过来又坚定了刘邦的判断,有点像是忽悠别人把自己也忽悠了。
忽悠别人把自己也忽悠了,上上下下既互相忽悠又自我忽悠,是君主专制制度下很难避免的现象,也就是最高统治者需要时时当心的问题。刘邦这时尚未意识到,还在努力统一思想,还没有想到努力的结果也有可能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导致自己决策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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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了定都洛阳设想的,是刘邦后期的重要谋臣娄敬。
娄敬,原本是自齐国前往陇西的戍卒,路过洛阳时说要向刘邦提个建议。居然还就真的就见到了此时已经贵为天子的刘邦。这可以肯定是西汉制度中值得重视、又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一点。
刘邦如同对待战时投奔者一样,先请吃一顿,然后再说话。
娄敬注意到了西汉处处以西周为榜样,选择洛阳为都,是希望能够如同西周那样国运昌盛,建议也就围绕“陛下取天下与周异”展开。首先说明,西周的天下是“积德累善十余世”而来,所以敢于在洛阳这种四战之地建都,取其居天下之中、距离四方“道里钧矣”,“诸侯四方纳贡职”路途成本大致相同,同时也就要求统治者只能“以德致人”、不能和天下人玩阴的。其次说明,西汉的天下乃战斗而来、暴力夺取,从推翻秦皇朝的战争到楚汉战争,十年间“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不绝,伤夷者未起”,想要推翻西汉的有的是。最后建议,到四塞之地的关中、建都长安。
娄敬显然成功说服了刘邦,迁都这般大事,居然当日决定,当日起程。到达长安才发觉地方本来不大、又经战乱破坏,根本放不下。于是,以栎阳为临时首都。
两千余年前,关中平原以至整个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还在50%以上。大略而言,居民区、耕地、道路、河流之外,都是森林。此地森林茂密,气候温润,又有郑国渠的长期灌溉,是八百里秦川最为富裕的地方。最早是秦国的都城,商鞅变法就是在这里推开。迁都咸阳后,成为离宫,仍然是粮食生产基地兼军工生产基地,秦军的装备大多就在这里生产。秦亡后,咸阳被毁,栎阳基本无恙,秦将司马欣被项羽封为塞王,楚汉相争萧何坐镇关中,都是在栎阳。
栎阳的遗址,正好是为数不多的、由国家社科院考古所组织系统发掘的古城遗址,咱们也就有可能了解刘邦君臣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商量对策了。
就现在揭露情况看,城市不算大,整体呈长方形,东西长约2500米,南北宽约1600米;东西两边各有城门三个、南北两边各有城门两个;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的主要大街各三条。最为突出的是城中的主要宫殿,便是现在也能算超大建筑。其遗址边长最长的达700米。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北京城中央的人民大会堂,南北边长336米,东西边长206米。其中蕴含的更重要的信息是:这个边长如果是东西方向的,则相当于城市总长的将近三分之一;如果是南北方向的,则相当于城市总长的将近二分之一。这个宫殿和城市的关系,已经不是主要建筑,甚至也不是主体建筑,而是房屋和院子的关系。
随便到哪个村子里看看就会明白,这个城市就是一个放大了的院子。如同所有的农家大院一样,院子里的一切都是为中间那幢房子而存在的。咱们古代的城市最初大都如此——不是为了市民、公众,而是为了一人、一家。看懂了这一点才能看懂中国的城市。
栎阳城中这个宫殿遗址的发掘工作基本完成,可以视为咱们中国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最大的朝廷办公建筑遗址。
刘邦和他的将领就在这里讨论如何对付韩信。
会议可能很短,《史记》和《汉书》两处刘邦传记中是完全相同的一句话:“上问左右,左右争欲击之。”两处陈平传记中也是完全相同的一句话:“高帝问诸将,诸将曰:‘亟发兵阬竖子耳’。高帝默然。”这个会议可能根本就没有议起来,留下的资料也很简单,两位史家看到的可能完全相同。
刘邦问大家怎么办,大家争先恐后表态:打;把小子抓回来活埋了,然后就没话说了。韩信曾经是他们大多数人的直接统帅,是他们心中的战神。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军人的威信是打出来的,打出来的威信很难动摇。汉军将领无论和韩信关系如何,大都发自内心钦佩韩信,但又都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刘邦对韩信的真实态度,必须表态又不好多说。刘邦对此了然于胸,也不好强求。这正是他心中最深的担忧。
韩信,自汉中登坛拜将开始,无论何种名义,实际上长期是汉军前方统帅。打大仗的时候,刘邦直接带领的部队也是按照韩信的号令行动。韩信所直接带领的,一直就是汉军最大、战斗力最强的主力部队。打,就是刘邦自己这个汉军最高统帅和前方统帅打,就是汉军的中央警卫部队和主力打。潜意识中,胜败不言而喻。
楚汉相争艰难胜出、在洛阳南宫开宴庆贺、酒酣耳热之际,刘邦曾经公开总结成功经验,其中名闻天下又流传千古的一条是,“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汉书·高帝纪》)。这是公开坦率承认,自己谋略不如张良、治国不如萧何、打仗不如韩信。且推翻暴秦用了两年多、战胜项羽用了五年多,对韩信得多少年?能不能胜?他根本没有想过。潜意识中,他自己从一开始就把打排除在外了,只是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如果能打,如同对臧荼、直接调兵就是了,又何必召集大家开会讨论呢?!
这次短会还暴露出一个重要现象——诸将中也无人质疑韩信造反。汉军将领或对韩信造反确信无疑、或由于刘邦确信无疑而不敢提出质疑,但整体表现为一致确信无疑。这在很大程度上反过来又坚定了刘邦的判断,有点像是忽悠别人把自己也忽悠了。
忽悠别人把自己也忽悠了,上上下下既互相忽悠又自我忽悠,是君主专制制度下很难避免的现象,也就是最高统治者需要时时当心的问题。刘邦这时尚未意识到,还在努力统一思想,还没有想到努力的结果也有可能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导致自己决策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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