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在自己的帷幄之中反复思量这功夫，刘邦也在自己的帷幄中反复思量。
刘邦及其直属人马驻扎在定陶东北方向。那里是戚夫人的故乡。戚夫人祖上是西周王室后裔、姬姓老贵族，封邑就在此地。
戚夫人和父兄一起去看望乡亲了，刘邦自己在帷幄中，一边泡脚，一边和韩信生气。
泡脚是个好习惯。但人在中年之前就能养成，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工作不累，一天下来还有享受这份舒服的闲情逸致。二是最好有人打水，水凉了最好能有人加点热水，完了最好有人倒水，吃的太胖、肚皮太大的最好能有人给擦擦脚。所以，起初是贵族的生活习惯。刘邦起义之后得了项梁分给的五千人马，手下人马很快过万，随即又被封为沛公，便慢慢讲究起来、开始模仿贵族。但凡享受，一旦开头就很难主动叫停。泡脚很快成为他真的习惯，雷打不动，每天晚上都得泡，不泡睡不着觉。他没有韩信那样正襟危坐的习惯，席地而躺也不能泡脚。他的一般姿态是：四脚八叉地距坐着，一边一个侍女给他泡脚；又毕竟是战时，往往还得一边处理公务。像今天晚上，就是一边泡脚、一边和韩信生气。
和韩信生气，刘邦也不明白是为什么。称帝这事情韩信事先打过招呼，当时自然很高兴，过后就不高兴了，越想越不高兴。怎么轮到他来说这个话了？！如此重大的事情！他算什么东西？就是个要饭的，就是在街市上谁都可以欺负的那种小可怜虫。沛县街市那两个就全靠老子罩着，不然早被人欺负死了。碰巧打了几个胜仗，就成人物了？就要到老子头上指手画脚了？
所以，韩信的第一次上书送来的时候，刘邦突然火冒三丈、劈头盖脸骂了一通，身边郎中捡了几句好听的写成诏书、回复给了韩信。
诏书刚一送走，刘邦就后悔了。韩信就此偃旗息鼓、再不提了如何是好？找萧何？找张良？陈平以下就更说不上话了。韩王信？彭越？英布？那也太抬举他们了？妈的，这个事还只有韩信！
韩信的第二次上书连夜来到的时候，刘邦立即就同意了。同意就是同意，没有说什么理由。回复诏书那个理由，是执笔郎中自己找的。
至于刘邦为何也要当皇帝，而且要当一个名副其实、不能有名无实的皇帝，刘邦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在制度层面，他可能已经感觉到了诸侯制也有问题。也就是说，战争年代能够重视、坚持诸侯制，胜出之后却是很难重视、坚持了。但在潜意识中，促使他意识到这一点的，应该就是皇帝制度的吸引力。这就是刘邦的又一面了——既反对皇帝制度又羡慕皇帝制度。
皇帝制度在政治上无疑极端愚昧落后，对个人的吸引力又无可比拟。刘邦当亭长时在咸阳街头见到秦始皇嬴政出巡，就萌发了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梦想。更重要的、与其他义军领袖不同的是，率先进入咸阳时，他曾经在秦皇宫的温柔富贵乡之中短暂而实实在在地体验过一把——立即就沉溺其中不能自拔。体验很重要，有无体验大不相同。如今到了真的能够轻松实现梦想的时候，上上下下一片拥戴，他还谈何抗拒？！他本能地倾向于成为那样的皇帝，尤其是那般温柔富贵。这极有可能就是刘邦选择称帝的主要动机，其它都在其次。
理由，他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好。论治国理政，不如萧何；论谋略，不如张良；论打仗，不如韩信；论学问、论德行，不如的就多了。这些他很早就想过、不止一次。搜肠刮肚之余，终于无师自通地找了一个在普天之下独占鳌头、无可比拟的理由——能用人。所以，后来在洛阳南宫庆功大会上得意洋洋地宣示与众。那其实就是泡脚时的思想成果。
刘邦，是古代史上唯一以能用人为根据的皇帝。至于天命这个绝妙的理由，还没有想到、也还没有人提醒，得等到伤病不治、临终之时才能想到；天命在身的种种征兆，更是后人牵强附会。这个时候在他身边的人，从张良、陈平到陆贾、娄敬，观点、立场自然不尽相同，但都是正人君子、不言怪力乱神。至于吊民伐罪、为民造福、主张公道一类，公允而言，还是有的。他自小学的是早期儒家道理、长大想当侠客、后来当过亭长，明白其中道理，什么事情也不办，凭什么让民众养活你？！但不会大公无私、舍己为民。个人利益和民众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绝对不会牺牲自己的利益。说到底，他是为自己当皇帝。要说拼死拼活厮杀大半生是为了天下民众，那一定是哄鬼。
概括双方分歧，还是对于皇帝的认识距离太大。韩信他们、西汉功臣虽然真心拥戴刘邦登基称帝，并没有准备让刘邦成为嬴政那样乾纲独断、一言九鼎的皇帝。刘邦虽然是在他们拥戴下成为皇帝的，并没有准备当一个他们满意的、周天子或春秋五霸那样盟主式的皇帝。换而言之，他们并没有真的将刘邦当（dàng）皇帝，而刘邦却是要真的当（dāng）皇帝。他们的故事主要就缘于这一分歧，并非后世常常演绎的封建与大一统之争。刘邦并不真的坚持后来那种大一统，韩信他们也并不真的坚持远古那种大封建。双方更多的是两种大一统之争，是利益之争，是只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还是大家都能有自己的一份土地之争。说到底，是以民为本和以君为本之争。
汉五年二月初三日，刘邦正式称帝。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刚刚打碎了第一个君主专制皇朝的平民英雄们又建立了一个君主皇朝。后人形成这般认识，或许和司马光他们在《资治通鉴》当中的省略不无关系。了解了具体过程，又感觉并非通常解读的那么回事。可咱们中国的君主制度被打碎后又能复活并且延续两千年，又确确实实和这个节点有关、甚至很大。
韩信，并没有意识到这一举动的深远历史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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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及其直属人马驻扎在定陶东北方向。那里是戚夫人的故乡。戚夫人祖上是西周王室后裔、姬姓老贵族，封邑就在此地。
戚夫人和父兄一起去看望乡亲了，刘邦自己在帷幄中，一边泡脚，一边和韩信生气。
泡脚是个好习惯。但人在中年之前就能养成，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工作不累，一天下来还有享受这份舒服的闲情逸致。二是最好有人打水，水凉了最好能有人加点热水，完了最好有人倒水，吃的太胖、肚皮太大的最好能有人给擦擦脚。所以，起初是贵族的生活习惯。刘邦起义之后得了项梁分给的五千人马，手下人马很快过万，随即又被封为沛公，便慢慢讲究起来、开始模仿贵族。但凡享受，一旦开头就很难主动叫停。泡脚很快成为他真的习惯，雷打不动，每天晚上都得泡，不泡睡不着觉。他没有韩信那样正襟危坐的习惯，席地而躺也不能泡脚。他的一般姿态是：四脚八叉地距坐着，一边一个侍女给他泡脚；又毕竟是战时，往往还得一边处理公务。像今天晚上，就是一边泡脚、一边和韩信生气。
和韩信生气，刘邦也不明白是为什么。称帝这事情韩信事先打过招呼，当时自然很高兴，过后就不高兴了，越想越不高兴。怎么轮到他来说这个话了？！如此重大的事情！他算什么东西？就是个要饭的，就是在街市上谁都可以欺负的那种小可怜虫。沛县街市那两个就全靠老子罩着，不然早被人欺负死了。碰巧打了几个胜仗，就成人物了？就要到老子头上指手画脚了？
所以，韩信的第一次上书送来的时候，刘邦突然火冒三丈、劈头盖脸骂了一通，身边郎中捡了几句好听的写成诏书、回复给了韩信。
诏书刚一送走，刘邦就后悔了。韩信就此偃旗息鼓、再不提了如何是好？找萧何？找张良？陈平以下就更说不上话了。韩王信？彭越？英布？那也太抬举他们了？妈的，这个事还只有韩信！
韩信的第二次上书连夜来到的时候，刘邦立即就同意了。同意就是同意，没有说什么理由。回复诏书那个理由，是执笔郎中自己找的。
至于刘邦为何也要当皇帝，而且要当一个名副其实、不能有名无实的皇帝，刘邦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在制度层面，他可能已经感觉到了诸侯制也有问题。也就是说，战争年代能够重视、坚持诸侯制，胜出之后却是很难重视、坚持了。但在潜意识中，促使他意识到这一点的，应该就是皇帝制度的吸引力。这就是刘邦的又一面了——既反对皇帝制度又羡慕皇帝制度。
皇帝制度在政治上无疑极端愚昧落后，对个人的吸引力又无可比拟。刘邦当亭长时在咸阳街头见到秦始皇嬴政出巡，就萌发了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梦想。更重要的、与其他义军领袖不同的是，率先进入咸阳时，他曾经在秦皇宫的温柔富贵乡之中短暂而实实在在地体验过一把——立即就沉溺其中不能自拔。体验很重要，有无体验大不相同。如今到了真的能够轻松实现梦想的时候，上上下下一片拥戴，他还谈何抗拒？！他本能地倾向于成为那样的皇帝，尤其是那般温柔富贵。这极有可能就是刘邦选择称帝的主要动机，其它都在其次。
理由，他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好。论治国理政，不如萧何；论谋略，不如张良；论打仗，不如韩信；论学问、论德行，不如的就多了。这些他很早就想过、不止一次。搜肠刮肚之余，终于无师自通地找了一个在普天之下独占鳌头、无可比拟的理由——能用人。所以，后来在洛阳南宫庆功大会上得意洋洋地宣示与众。那其实就是泡脚时的思想成果。
刘邦，是古代史上唯一以能用人为根据的皇帝。至于天命这个绝妙的理由，还没有想到、也还没有人提醒，得等到伤病不治、临终之时才能想到；天命在身的种种征兆，更是后人牵强附会。这个时候在他身边的人，从张良、陈平到陆贾、娄敬，观点、立场自然不尽相同，但都是正人君子、不言怪力乱神。至于吊民伐罪、为民造福、主张公道一类，公允而言，还是有的。他自小学的是早期儒家道理、长大想当侠客、后来当过亭长，明白其中道理，什么事情也不办，凭什么让民众养活你？！但不会大公无私、舍己为民。个人利益和民众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绝对不会牺牲自己的利益。说到底，他是为自己当皇帝。要说拼死拼活厮杀大半生是为了天下民众，那一定是哄鬼。
概括双方分歧，还是对于皇帝的认识距离太大。韩信他们、西汉功臣虽然真心拥戴刘邦登基称帝，并没有准备让刘邦成为嬴政那样乾纲独断、一言九鼎的皇帝。刘邦虽然是在他们拥戴下成为皇帝的，并没有准备当一个他们满意的、周天子或春秋五霸那样盟主式的皇帝。换而言之，他们并没有真的将刘邦当（dàng）皇帝，而刘邦却是要真的当（dāng）皇帝。他们的故事主要就缘于这一分歧，并非后世常常演绎的封建与大一统之争。刘邦并不真的坚持后来那种大一统，韩信他们也并不真的坚持远古那种大封建。双方更多的是两种大一统之争，是利益之争，是只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还是大家都能有自己的一份土地之争。说到底，是以民为本和以君为本之争。
汉五年二月初三日，刘邦正式称帝。这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刚刚打碎了第一个君主专制皇朝的平民英雄们又建立了一个君主皇朝。后人形成这般认识，或许和司马光他们在《资治通鉴》当中的省略不无关系。了解了具体过程，又感觉并非通常解读的那么回事。可咱们中国的君主制度被打碎后又能复活并且延续两千年，又确确实实和这个节点有关、甚至很大。
韩信，并没有意识到这一举动的深远历史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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