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孙通办这件事情惹恼了1300余年后的司马光。老先生怒不可遏、义愤填膺、大张挞伐，在《资治通鉴》相关记载后面写了一大段话：
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岂直几席之上、户庭之间得之而不乱哉！
然后又批评刘邦乐颠颠接受了这一套，“所以不能比肩于三代之王者”。又说刘邦曾经接受陆贾的建议，还算明达、可教，如果能得大儒而佐之，应该可以建立一番更伟大的事业。可惜了。
接下来，老先生猛烈抨击叔孙通：“叔孙生之为器小也！徒窃礼之糠粃，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说叔孙通只是继承了尊君抑臣的朝廷礼仪这一套糠粃，导致夏商周以来传统制度之精华就此沦陷而沉没，贻害直至北宋。
司马光反感这一套真发自内心又恨恨不已，依世、谐俗、取宠，直接指责叔孙通的人品。最后凛然宣告，如果是自己，绝不委己而从人，“夫大儒者，恶肯毁其规矩、准绳以趋一时之功哉”。（《资治通鉴》卷十一）
司马光何来诺大火气？
这一套朝仪的目的是尊君抑臣，核心是大臣动辄对皇帝伏地叩首，是根据政治权力调整礼仪规范，从根本上违背了华夏文明敬老尊贤的传统礼仪内涵，是偏离、甚至背离了华夏文明最珍贵的东西。司马光明确认为，这一套后来沿袭两千年的朝廷礼仪，只是传统文化的糠秕而绝非精华。叔孙通如果能够借西汉建立之机根绝这一套糠粃，司马光垂垂老矣，也就不必动辄就给北宋朝廷那一帮老少寡妇、小皇帝下跪叩头。
老先生几乎已经被后世定型为保守、保皇了，但他也不想给人伏地叩首啊。不仅不想给人伏地叩首，理念不合他都不干，宁可赋闲西园、著书立说，满腔不平大概淤积已久，便一股脑儿发泄在了叔孙通头上。人生而希望平等，自古如此。说中国人生来就愿意下跪叩头，真正胡扯！司马公这般饱读诗书的标准士大夫尚且如此，何况他人？！
政治上和司马光对立的王安石，也写过一首《嘲叔孙通》诗：“马上功成不喜文，叔孙绵蕝共经论。诸君可笑贪君赐，便许当时作圣人。”认为叔孙通的动机就是“贪君赐”。
后世往往以为西汉的体制已经蛮不错了。司马光和王安石却是这样一种看法。二人治国理政的理念尖锐对立，对叔孙通的看法却高度一致，一个说他“取宠”，一个说他“贪君赐”。通过这种一致，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北宋的社会舆论环境和一般政治倾向。
尽管司马光、王安石非常不满，但叔孙通制订的西汉朝仪还不是完全绝对的一边倒，君臣在朝堂这般正式场合相见，还是要互相行礼的，例如丞相给君主行礼，君主也要给丞相还礼，然后大家坐下说话。也还算比较文明。后来影视作品经常展示的丞相狗一样趴在地上行礼如仪，君主神一样坐在上边欣然受礼，那是严格意义上的野蛮。相当多的影视作品、尤其是歌颂满清皇朝的那些，程度不同、有意无意，是将野蛮当文明展示。当然不能说是不知羞耻，却是严格意义上的不知野蛮。
公允而论，叔孙通并非只知阿谀奉承。但他有幸遭逢西汉革命而不能抓住机遇推动政治进步，反而继承发扬了秦皇朝的一套礼仪、为害当下并贻害千秋，历史作用确实落后。他逃离了秦二世胡亥，又主动趴在刘邦脚下；自己主动趴下了，刘邦或刘邦的子孙迟早也会成为胡亥，更何况刘邦已经选择了称皇帝。
进步，需要机遇。倘若司马光置身西汉，应该会另有一番作为，后来两千年中国人也就有可能不必动辄伏地叩首。姿态肯定决定思想，趴在地下说话和站直了说话，肯定不一样。如此而言，司马公的批评又不过分。
对有幸遭逢历史机遇者，叔孙通是一面镜子。两宋以前的传统文化特别鄙视逢君之恶、阿谀奉承，道理就在于此。
叔孙通也是西汉功臣之一。所幸只是极少数且不占主导地位。否则，西汉肯定就是另一番模样了。
再说一遍，自古至今论及此事，基本都是批评叔孙通。这不公平。如果没有刘邦需要、没有刘邦允许，何来叔孙通制礼仪？！
再说一遍，尽管如此，叔孙通制订的西汉礼仪中仍然有皇帝向朝臣还礼的规定。尤其在朝堂这般正式场合、尤其是三公，他们相见是互相行礼，三公给君主行礼，君主也要起立还礼，还要有司仪在一旁高声宣示：皇帝为丞相起，然后大家坐下说话。在路上相遇也是一样，三公下车行礼，皇帝下车还礼。后来元明清那种彻底剥夺朝臣人的尊严、甚至当庭杖责、随意杖责的规定，这个时候的朝臣还无法想象、更不可能接受。宋元更迭之后官僚阶层的社会地位，可谓是用人的尊严换来的。后世君主常有指责官吏为非作歹、寡廉鲜耻，殊不知官吏的廉耻自元朝开始就已经被剥夺干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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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顺服而纪纲正焉；岂直几席之上、户庭之间得之而不乱哉！
然后又批评刘邦乐颠颠接受了这一套，“所以不能比肩于三代之王者”。又说刘邦曾经接受陆贾的建议，还算明达、可教，如果能得大儒而佐之，应该可以建立一番更伟大的事业。可惜了。
接下来，老先生猛烈抨击叔孙通：“叔孙生之为器小也！徒窃礼之糠粃，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遂使先王之礼沦没而不振，以迄于今，岂不痛甚矣哉！”说叔孙通只是继承了尊君抑臣的朝廷礼仪这一套糠粃，导致夏商周以来传统制度之精华就此沦陷而沉没，贻害直至北宋。
司马光反感这一套真发自内心又恨恨不已，依世、谐俗、取宠，直接指责叔孙通的人品。最后凛然宣告，如果是自己，绝不委己而从人，“夫大儒者，恶肯毁其规矩、准绳以趋一时之功哉”。（《资治通鉴》卷十一）
司马光何来诺大火气？
这一套朝仪的目的是尊君抑臣，核心是大臣动辄对皇帝伏地叩首，是根据政治权力调整礼仪规范，从根本上违背了华夏文明敬老尊贤的传统礼仪内涵，是偏离、甚至背离了华夏文明最珍贵的东西。司马光明确认为，这一套后来沿袭两千年的朝廷礼仪，只是传统文化的糠秕而绝非精华。叔孙通如果能够借西汉建立之机根绝这一套糠粃，司马光垂垂老矣，也就不必动辄就给北宋朝廷那一帮老少寡妇、小皇帝下跪叩头。
老先生几乎已经被后世定型为保守、保皇了，但他也不想给人伏地叩首啊。不仅不想给人伏地叩首，理念不合他都不干，宁可赋闲西园、著书立说，满腔不平大概淤积已久，便一股脑儿发泄在了叔孙通头上。人生而希望平等，自古如此。说中国人生来就愿意下跪叩头，真正胡扯！司马公这般饱读诗书的标准士大夫尚且如此，何况他人？！
政治上和司马光对立的王安石，也写过一首《嘲叔孙通》诗：“马上功成不喜文，叔孙绵蕝共经论。诸君可笑贪君赐，便许当时作圣人。”认为叔孙通的动机就是“贪君赐”。
后世往往以为西汉的体制已经蛮不错了。司马光和王安石却是这样一种看法。二人治国理政的理念尖锐对立，对叔孙通的看法却高度一致，一个说他“取宠”，一个说他“贪君赐”。通过这种一致，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北宋的社会舆论环境和一般政治倾向。
尽管司马光、王安石非常不满，但叔孙通制订的西汉朝仪还不是完全绝对的一边倒，君臣在朝堂这般正式场合相见，还是要互相行礼的，例如丞相给君主行礼，君主也要给丞相还礼，然后大家坐下说话。也还算比较文明。后来影视作品经常展示的丞相狗一样趴在地上行礼如仪，君主神一样坐在上边欣然受礼，那是严格意义上的野蛮。相当多的影视作品、尤其是歌颂满清皇朝的那些，程度不同、有意无意，是将野蛮当文明展示。当然不能说是不知羞耻，却是严格意义上的不知野蛮。
公允而论，叔孙通并非只知阿谀奉承。但他有幸遭逢西汉革命而不能抓住机遇推动政治进步，反而继承发扬了秦皇朝的一套礼仪、为害当下并贻害千秋，历史作用确实落后。他逃离了秦二世胡亥，又主动趴在刘邦脚下；自己主动趴下了，刘邦或刘邦的子孙迟早也会成为胡亥，更何况刘邦已经选择了称皇帝。
进步，需要机遇。倘若司马光置身西汉，应该会另有一番作为，后来两千年中国人也就有可能不必动辄伏地叩首。姿态肯定决定思想，趴在地下说话和站直了说话，肯定不一样。如此而言，司马公的批评又不过分。
对有幸遭逢历史机遇者，叔孙通是一面镜子。两宋以前的传统文化特别鄙视逢君之恶、阿谀奉承，道理就在于此。
叔孙通也是西汉功臣之一。所幸只是极少数且不占主导地位。否则，西汉肯定就是另一番模样了。
再说一遍，自古至今论及此事，基本都是批评叔孙通。这不公平。如果没有刘邦需要、没有刘邦允许，何来叔孙通制礼仪？！
再说一遍，尽管如此，叔孙通制订的西汉礼仪中仍然有皇帝向朝臣还礼的规定。尤其在朝堂这般正式场合、尤其是三公，他们相见是互相行礼，三公给君主行礼，君主也要起立还礼，还要有司仪在一旁高声宣示：皇帝为丞相起，然后大家坐下说话。在路上相遇也是一样，三公下车行礼，皇帝下车还礼。后来元明清那种彻底剥夺朝臣人的尊严、甚至当庭杖责、随意杖责的规定，这个时候的朝臣还无法想象、更不可能接受。宋元更迭之后官僚阶层的社会地位，可谓是用人的尊严换来的。后世君主常有指责官吏为非作歹、寡廉鲜耻，殊不知官吏的廉耻自元朝开始就已经被剥夺干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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