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功臣中真正率先谋反的人物，就是韩王信（？－前196年）。（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汉书》韩王信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他的贵族思维习惯害了他。他以为自己发出的信息是礼尚往来，率先拥护刘氏王就能换得刘邦迟动手甚或不动手。这个他真想错了。韩信牵头拥戴刘邦称皇帝尚且不能换得平安无事，率先拥护刘氏王又算得了什么呢？刘邦通过这件事情接受的信息却是他会俯首帖耳。
他一定后悔得要死，刘邦几乎是立即就对他动手了。他牵头上书奏请分封刘氏王的时间是汉六年正月二十一日，最多不过七十天、甚至可能更短，刘邦即明发诏令调整他的封国。
韩王信的封国位置很好，南北在宛、叶至巩、洛之间，东西在淮阳至汉中之间，真正的中原腹地，大致就是战国时的韩国，是韩王信的祖先留下来的地方，被秦吞并，又在秦末大起义中夺回来。汉五年春，正式赐封给韩王信，都城设在颍川。
刘邦诏令迁往太原以北、京城设在晋阳。理由堂而皇之，“徙信以备胡”。这显然是托词，而且是让人很难接受的托词。这是从富裕繁华的中原迁往贫穷荒凉的北国，是他作为皇帝言而无信，率先破坏了长期战争中形成的既定利益格局。至于韩王信率先拥护刘氏王这点功劳，可能根本就没有进入刘邦考虑范围。这是下级和上级打交道的时候，最容易犯得错误。
如此调整可能出问题，咱们、两千年后能够想到，刘邦、在当时岂能想不到？！他极有可能是有意识主动挑动，而且可能是反复思量、内心煎熬、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与其等着在中原核心区域爆发内乱，不如迁徙到边地主动引发暴乱。
西汉初年诸侯谋反这把火，极有可能是刘邦自己点起来的。
韩王信则可能是就此下定了决心，更堂而皇之上书说：“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请治马邑。”这是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说他的封国地处边境、有戍边之责，匈奴经常侵扰、国都距离边境太远、不利防御，请求迁至汉匈边境的马邑。
刘邦可能没有意识到有问题，还沉浸在顺利迁移韩王信封国的喜悦之中，轻松同意。人在高兴的时候最好是全身心高兴，不宜做任何决定。
大约半年之后的汉六年九月，韩王信在马邑被匈奴保卫，刘邦发兵相救。韩王信一边多次派出使节向匈奴求和，一边反复糊弄刘邦的使节。
刘邦写信责备说：“专死不勇，专生不任，寇攻马邑，君王力不足以坚守乎？安危丰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责于君王。”这实在有点逼对方造反的意思。
韩王信于是公开和匈奴联手，反过来进攻西汉。
汉初诸王都有战争年代沿袭而来的核心军事力量，且当时兵民一体、有民就有兵，韩王信的军事力量可能还不算小，西汉北部就此进入战争状态，一直打了5年。如果是在中原，那就很容易成为全面内战。站在西汉一边看，刘邦最初的选择是正确的，甚至可谓英明。
汉十一年春，韩王信再次和匈奴联手进攻西汉，在参合坡被汉军包围。领军的樊哙和陈武写信劝他投降。大家都是老熟人，话自然很客气，内容却是毫不客气的最后通牒。
此人在西汉功臣中是一种类型的代表。他的回信自然也客客气气，内容却当然是对最后通牒的答复。原文如下：
陛下擢仆闾巷，南面称孤，此仆之幸也。荥阳之事，仆不能死，囚于项籍，此一罪也。寇攻马邑，仆不能坚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为反寇，将兵与将军争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种、蠡无一罪，身死亡；仆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偾于吴世也。今仆亡匿山谷间，旦暮乞貣蛮夷，仆之思归，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视，势不可耳。
就文章而言，这封信也是一篇好文章。
先说自己本来已经是闾巷平民了，刘邦擢拔而南面称王，乃一生幸运。再说自己有三大罪状：一是荥阳被俘，没有能像周苛一样宁死不屈。二是马邑投降匈奴。三是投降后又带兵和汉军对抗。然后突然反过来说：春秋时越王勾践的功臣文种、范蠡并没有这般罪行，尚且一死一亡。我获罪于陛下，就只能学习伍子胥了。如今在匈奴活得并不舒畅，想要回去就好似瘫痪者想重新站起来、盲人想重见光明，可惜局势不许啊。
走投无路的为难尽在不言中。但并未直接指责刘邦，没有提及韩国原本就是祖上遗留，也没有提及又等于是自己打下来的，更没有提及刘邦等于是又夺走了。他只罗列了自己的不对，别人的不对留于别人考虑、留于世人评说。这是传统的华夏文明礼仪，是真正的贵族风范。
或以为韩王信是墙头草？他其实有自己的坚守，政治头脑很清醒，而且是个厚道人。他没有直接用近在眼前、已经被贬为淮阴侯的韩信说事，而是用越王勾践对范蠡和文种忘恩负义的事情影射刘邦。借此指责刘邦是个忘恩负义、言而无信之人，言外之意又是为韩信鸣冤；同时也明确告诉刘邦，第一功臣你都容不下，我跟着你还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呢？！随后，和汉军战斗到底、死在参合坡战场上。韩王信在项羽和刘邦之间摇摆或不是怕死，而是不愿意为刘邦而死、也不愿意为项羽而死。到了需要为自己而死的时候，毅然慷慨赴死了。
韩王信率众投降匈奴后住在颓当城，生了个儿子就取名颓当。韩颓当又生子取名子婴。到汉文帝刘恒时，父子二人又率众归降西汉。平定吴楚之乱时，曾经立下大功。子婴的后人中出了两个忠臣。一个名叫韩说，汉武帝刘彻和太子刘据打起来的时候，他坚定站在刘彻一边，被刘据所杀。另一个名叫韩增，曾经和霍光一起拥立汉宣帝刘病己，后来官至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为人宽和自守，以温颜逊辞承上接下，无所失意，保身固宠，不能有所建明”。到王莽时，绝世。
韩王信的子孙回归西汉、成为忠臣，和他投降匈奴、成为叛臣一样，都是为了自己。这可能是贵族和平民的重要不同。那个时代的平民还没有自己的国，为国捐躯只能是为某个贵族的国或家捐躯。贵族有自己的国或家，为国家捐躯其实是为自家捐躯。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可能就是如此，对自己的国家和别人的国家分得很清楚。表面相同的为国捐躯，对平民和贵族其实是两回事。对后世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贵族这样的人和贵族这样的思想确实要不得。但对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又确实少不得。不然，偌大一个民族、偌大一个群体，谁当皇帝你都是忠臣、谁掌握政权你都是顺民，让天下后世如何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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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贵族思维习惯害了他。他以为自己发出的信息是礼尚往来，率先拥护刘氏王就能换得刘邦迟动手甚或不动手。这个他真想错了。韩信牵头拥戴刘邦称皇帝尚且不能换得平安无事，率先拥护刘氏王又算得了什么呢？刘邦通过这件事情接受的信息却是他会俯首帖耳。
他一定后悔得要死，刘邦几乎是立即就对他动手了。他牵头上书奏请分封刘氏王的时间是汉六年正月二十一日，最多不过七十天、甚至可能更短，刘邦即明发诏令调整他的封国。
韩王信的封国位置很好，南北在宛、叶至巩、洛之间，东西在淮阳至汉中之间，真正的中原腹地，大致就是战国时的韩国，是韩王信的祖先留下来的地方，被秦吞并，又在秦末大起义中夺回来。汉五年春，正式赐封给韩王信，都城设在颍川。
刘邦诏令迁往太原以北、京城设在晋阳。理由堂而皇之，“徙信以备胡”。这显然是托词，而且是让人很难接受的托词。这是从富裕繁华的中原迁往贫穷荒凉的北国，是他作为皇帝言而无信，率先破坏了长期战争中形成的既定利益格局。至于韩王信率先拥护刘氏王这点功劳，可能根本就没有进入刘邦考虑范围。这是下级和上级打交道的时候，最容易犯得错误。
如此调整可能出问题，咱们、两千年后能够想到，刘邦、在当时岂能想不到？！他极有可能是有意识主动挑动，而且可能是反复思量、内心煎熬、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与其等着在中原核心区域爆发内乱，不如迁徙到边地主动引发暴乱。
西汉初年诸侯谋反这把火，极有可能是刘邦自己点起来的。
韩王信则可能是就此下定了决心，更堂而皇之上书说：“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请治马邑。”这是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说他的封国地处边境、有戍边之责，匈奴经常侵扰、国都距离边境太远、不利防御，请求迁至汉匈边境的马邑。
刘邦可能没有意识到有问题，还沉浸在顺利迁移韩王信封国的喜悦之中，轻松同意。人在高兴的时候最好是全身心高兴，不宜做任何决定。
大约半年之后的汉六年九月，韩王信在马邑被匈奴保卫，刘邦发兵相救。韩王信一边多次派出使节向匈奴求和，一边反复糊弄刘邦的使节。
刘邦写信责备说：“专死不勇，专生不任，寇攻马邑，君王力不足以坚守乎？安危丰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责于君王。”这实在有点逼对方造反的意思。
韩王信于是公开和匈奴联手，反过来进攻西汉。
汉初诸王都有战争年代沿袭而来的核心军事力量，且当时兵民一体、有民就有兵，韩王信的军事力量可能还不算小，西汉北部就此进入战争状态，一直打了5年。如果是在中原，那就很容易成为全面内战。站在西汉一边看，刘邦最初的选择是正确的，甚至可谓英明。
汉十一年春，韩王信再次和匈奴联手进攻西汉，在参合坡被汉军包围。领军的樊哙和陈武写信劝他投降。大家都是老熟人，话自然很客气，内容却是毫不客气的最后通牒。
此人在西汉功臣中是一种类型的代表。他的回信自然也客客气气，内容却当然是对最后通牒的答复。原文如下：
陛下擢仆闾巷，南面称孤，此仆之幸也。荥阳之事，仆不能死，囚于项籍，此一罪也。寇攻马邑，仆不能坚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为反寇，将兵与将军争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种、蠡无一罪，身死亡；仆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偾于吴世也。今仆亡匿山谷间，旦暮乞貣蛮夷，仆之思归，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视，势不可耳。
就文章而言，这封信也是一篇好文章。
先说自己本来已经是闾巷平民了，刘邦擢拔而南面称王，乃一生幸运。再说自己有三大罪状：一是荥阳被俘，没有能像周苛一样宁死不屈。二是马邑投降匈奴。三是投降后又带兵和汉军对抗。然后突然反过来说：春秋时越王勾践的功臣文种、范蠡并没有这般罪行，尚且一死一亡。我获罪于陛下，就只能学习伍子胥了。如今在匈奴活得并不舒畅，想要回去就好似瘫痪者想重新站起来、盲人想重见光明，可惜局势不许啊。
走投无路的为难尽在不言中。但并未直接指责刘邦，没有提及韩国原本就是祖上遗留，也没有提及又等于是自己打下来的，更没有提及刘邦等于是又夺走了。他只罗列了自己的不对，别人的不对留于别人考虑、留于世人评说。这是传统的华夏文明礼仪，是真正的贵族风范。
或以为韩王信是墙头草？他其实有自己的坚守，政治头脑很清醒，而且是个厚道人。他没有直接用近在眼前、已经被贬为淮阴侯的韩信说事，而是用越王勾践对范蠡和文种忘恩负义的事情影射刘邦。借此指责刘邦是个忘恩负义、言而无信之人，言外之意又是为韩信鸣冤；同时也明确告诉刘邦，第一功臣你都容不下，我跟着你还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呢？！随后，和汉军战斗到底、死在参合坡战场上。韩王信在项羽和刘邦之间摇摆或不是怕死，而是不愿意为刘邦而死、也不愿意为项羽而死。到了需要为自己而死的时候，毅然慷慨赴死了。
韩王信率众投降匈奴后住在颓当城，生了个儿子就取名颓当。韩颓当又生子取名子婴。到汉文帝刘恒时，父子二人又率众归降西汉。平定吴楚之乱时，曾经立下大功。子婴的后人中出了两个忠臣。一个名叫韩说，汉武帝刘彻和太子刘据打起来的时候，他坚定站在刘彻一边，被刘据所杀。另一个名叫韩增，曾经和霍光一起拥立汉宣帝刘病己，后来官至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为人宽和自守，以温颜逊辞承上接下，无所失意，保身固宠，不能有所建明”。到王莽时，绝世。
韩王信的子孙回归西汉、成为忠臣，和他投降匈奴、成为叛臣一样，都是为了自己。这可能是贵族和平民的重要不同。那个时代的平民还没有自己的国，为国捐躯只能是为某个贵族的国或家捐躯。贵族有自己的国或家，为国家捐躯其实是为自家捐躯。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可能就是如此，对自己的国家和别人的国家分得很清楚。表面相同的为国捐躯，对平民和贵族其实是两回事。对后世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贵族这样的人和贵族这样的思想确实要不得。但对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又确实少不得。不然，偌大一个民族、偌大一个群体，谁当皇帝你都是忠臣、谁掌握政权你都是顺民，让天下后世如何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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