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1/4)
人生难料，世事如梦。韩丁碰上的都是难料的事情。
那天下午他们按约定的时间准时来到平岭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参加法院主持的庭外调解会。在这里，韩丁看到了那位死难女工的父母和陪着他们一起来的十几个同乡。那十几个同乡都是和死者一起到平岭来打工的年轻人，为首的一位粗壮汉子，年龄略大些，也不过三十岁模样。韩丁听到那些人都管他叫大雄，据王主任在老林耳边的嘀咕，这位大雄就是制药厂扩建工地上的一个工头，也是那些绍兴籍民工的首领。大雄这天穿了一身西服，还打了一条领带，但他和他的那帮临场助阵的民工还是被法警拦在了法庭的门外，只放了死者的父母和他们的律师进去了。对制药厂方面的人，则未加阻拦，一行四人部放入。在法院狭窄的走廊里，这帮高高矮矮的民工看着罗保春和王主任鱼贯而过，个个怒目而视，连对老林和韩丁，也是一副绝不饶恕的神情，恶狠狠地目送他们走进了那间并不算大的调解庭。
韩丁在大学实习期间参加和观摩过一些案件的庭审，但还从未经历过法院的调解过程。今天庭上的气氛与他原来的想象相比，远没那么正规。首先是这间被称做法庭的屋子，实在寒酸得可以，其破旧程度在韩丁看来简直有损法律的尊严。二是主持调解的那位法官年龄太轻，几乎是一个比他大不了多少岁的小姑娘，样子还不如做记录的那位同为女性的书记员显得成熟。调解双方隔着一张掉了漆的长桌相对而坐，年轻女法官居中发问，口气刻板得几乎像一个学生在课堂上背书。她说：“今天叫你们双方当事人来，咱们就祝四萍抚恤赔偿的问题再做一次调解。上次调解过一回，但双方态度都不太好。这回希望你们都能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多想想对方的困难，也多为社会的安定团结考虑，让国家、单位、个人，都尽量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啊，怎么样，你们双方这些天都是怎么考虑的？要想解决这件事双方都要有让步的态度，打官司对双方都没好处。我们现在大案子都忙不过来，我们也不希望你们没完没了地拖下去。”
法官的开场白刚刚说完，几乎不留空隙地又开始做双方的劝导工作，她先面向四萍的父母：你们二位这么老远跑到平岭来，吃住都要花钱，打官司也要花钱，拖长了对你们没什么好处。女儿不在了，我们也很同情，厂里也很同情，但你们也不能狮子大开口，提的要求不合理也不一定能办到。我上次把道理都跟你们说了，你们这次是怎么考虑的？
法官看着他们，等着回答。四萍的父母一看就知道是小地方来的穷苦人，做父亲的很壮实，体力劳动者的样子。做母亲的很瘦弱，面目善良而忧郁。他们都把目光投向身边的律师。那律师是从本地请的，男的，四十来岁，他开口代言：“我觉得这个事情吧，其实挺简单，赔多少钱不是最主要的。这件事首先要弄清的是，保春制药厂对自己雇佣的工人在厂里工作时被人杀死，是不是一点过错都没有，一点责任都不承担？厂里的保安措施是不是绝对没问题，工人在厂里工作的人身安是不是完有保障？四萍死在厂里是不是完属于她自己负责的事，而和厂里无关？这些问题是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必须先说清。至于到底应该赔偿多少数额，厂里到底有什么困难，能不能给这么多，这个当然可以商量，可以商量。”
法官的脸又转向制药厂这一方，老林咳嗽了一下，刚要发言，罗保春却抢了先。他虎着面孔冲对方的律师说：“假如刚才你在外面的走廊上被人杀了，你说是让凶手赔你，还是让法院赔你？”
罗保春的话一下子把调解的气氛变成了吵架的气氛。对方律师毫不示弱地同样抬高了腔调：“如果是在公共区域发生的事情，法院可以不负责任。如果是在法院的工作区域，比如在这个会议室里，我被杀了，那就要看法院的保安警卫工作有没有漏洞。如果法院的保安警卫工作和你们保春制药厂一样有那么多漏洞的话，当然要承担责任！”
调解刚开始就如此剑拔弩张，似乎连法官都没想到。老林一看这架势，试图把对方律师的话接过来，但此时罗保春的脸已经涨红，像喝了酒似的，情绪已经失控，他大声吼道：“哪一个地方的保安没有漏洞？犯罪分子要成心杀人，在哪里下不了手？你们就是想借着死人对企业进行敲诈，我不是出不起这四十万块钱，我们保春制药厂的总资产，加上我们的品牌声誉无形资产，有一两个亿，我不是赔不起这四十万！前几天你们不是还有人私下里找我，让我出十万块就摆平这个事吗，我不出！合理的赔偿，我一百万也出得起；不合理的赔偿，我一分钱都不出！这些人，说难听了简直就是黑社会，我就是不相信**和法院对我们民营企业的合法权利会不保护！”
对方律师两手张开，看着那位有些手足无措、控制不了场面的年轻法官，表情和声音都表现出极度的愤慨，他说：“四萍和这些民工远离自己的家乡亲人到平岭来，为保春制药厂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最后死在工作岗位上，连把她从小养大的父母都没能见上一面。保春公司作为一家知名的民营企业，竟然如此没有同情心，没有起码的道义！为了不赔钱，不但不对这个年纪轻轻的女孩遭遇这么不幸的事表示怜悯，不对家属表示同情，反而还要污蔑他们是黑社会的。你再这样讲，我们要控告你诽谤侮辱公民的人格。我的当事人虽然很贫穷，他们死去的女儿和她的伙伴虽然也很贫穷，但他们也有人格，也有保护自己名誉的权利……”
随着律师的强烈抗议，四萍母亲的脸上热泪纵横；四萍父亲的额头青筋毕露，他用带着口音的粗声大嗓吼叫起来：“你们还是人吗？你们还能代表共产党吗？啊？”
罗保春毫不客气地回敬过去：“我只代表我的厂，我又不是**，我不代表共产党！”
四萍父亲声嘶力竭：“你那个厂，还……还他娘的是共产党的天下吗？你他娘的比资本家、比过去的恶霸地主还狠，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吗？啊！”
四萍的母亲一边流泪一边劝阻丈夫：“你不要讲，让律师讲，你讲不清楚的……”
而丈夫的情绪已经难以控制：“我有什么不清楚！我就要问问他们还讲不讲公理？”
罗保春也尽力把声音抬高：“给你钱就是公理，不给你钱就是不讲公理吗？你就是公理吗？”
会议室被争吵和哭声搞乱了套，年轻的法官终于表现出迟到的果断，她厉声说道：“既然你们双方是这么一个态度，说明你们没有调解的诚意。我最后再问你们一次，请问原告方有没有调解意愿，有没有新的调解方案？”
对方律师也已非常激动，死者父母的骂声哭声更激起了他的义愤，他像吵架似的回答法官：“我们的立场刚才已经做了陈述，如果被告一方是这样一种无赖的态度，我们只好把官司打到底了！”
法官不多啰唆，最后问制药厂一方：“被告方还愿不愿意调解？有没有新的调解方案？”
不容老林开口，罗保春拍案而起：“我奉陪到底！我们法庭见！”
法官被罗保春的态度激怒，正色地呵斥道：“罗保春，这里就是法庭！不是你的办公室，你拍什么桌子？”
罗保春喘着气，愣了一下，居然没有顶嘴，又坐下了。
法官皱着眉，满脸不快地说了收场的话：“好，我宣布，祝四萍死亡赔偿案第二次调解失败，本案依法进入诉讼程序。请原告方将起诉书在规定时间送交本院，择期开庭。”
法官话音刚落，四萍父亲骂声又起。罗保春起身离座，板脸就走。老林和韩丁面面相觑，大概连老林这种有点资历的律师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调解：作为一方的律师，他连话都没有来得及说一句，调解便结束了；他和韩丁甚至都来不及咂摸一下滋味，局面便已不可收拾。他们当然想不到更严重的还在后面，在大家纷纷离座的混乱中，在死者父亲越来越难懂的骂声中，他们看到罗保春走向门口的身躯突然晃了一下，脚下打了个趔趄，手往前伸着像是要抓住什么东西似的，但什么也没抓住，整个人便轰的一声倒下来了，连带着弄翻了几把木制的椅子。
韩丁和老林吓了一跳，以为他是被什么东西绊倒了，不约而同地探过身去想扶他起来，可马上他们又不约而同地看到了罗保春的那张脸。那张脸上的颜色已经由赤红变成了灰白，眉头紧拧，牙根紧咬，两颊的肌肉扭曲出痛苦万状的表情。韩丁吓坏了，他把一只手抄在罗保春的身下，想扶他起来，被老林喊了一声：“别动他！”王主任推开韩丁，手忙脚乱地在罗保春西服上衣的内兜里翻找着什么，翻到第二个兜果然翻出一小瓶药来。看到那瓶药韩丁才明白罗保春是发了心脏病了。他看着王主任倒出药粒，使劲儿塞进罗保春的嘴里，罗保春嘴里含着药，脸上依然是那副痛苦不堪的表情。年轻的法官和中年的书记员都愣在原位，可能因为她们是女的，所以在这个突发事态中都有点手足无措。对方的律师倒是站了起来朝这边看，脸上应景地表现出一些人道主义的关切。四萍的母亲还在双手掩面哭泣着，她的丈夫也不劝她，但止住了骂声，目光冰冷地看着这边的混乱。韩丁从未亲眼目睹心脏病发作的样子，但隐约记得在电视上见过的抢救方式，一个人骑在患者的身上，以手压胸，做人工呼吸；还要抓着病人的双手像做广播操那样做扩胸运动；还要嘴对嘴地往里吹气……他本想提议采取这样的措施，但同时意识到自己在这群人中最为年轻，对这种体力活儿似乎应该有个自告奋勇的态度。想想要和罗保春嘴对嘴地吹气，他又本能地犹豫了几秒钟。还没等他开口，王主任已经冲他发令：“快去打电话叫急救车来！”这一喊把两位女法官也提醒了，一齐跑出会议室去打电话。等她们打完电话再回到会议室时，罗保春已经有了微弱的呼吸，脸上也有了一些让人能意会到的血色。韩丁这时才知道，心脏病发作的人就得让他安静躺着，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可乱动，否则适得其反。他不无后怕地想到：刚才他要是真的自告奋勇冲上去给罗保春做人工呼吸，最后把他折腾死了，岂不坐蜡？
救护车来了，医生赶到会议室里，对平躺在地上的罗保春做了检查，给他打了一针，然后表示可以抬下楼了。韩丁和王主任用担架把罗保春抬起来，抬下楼，抬出法院，抬上急救车，然后他们跟着急救车一起去医院。老林则被法官留下来在调解记录上签字，以及处理其他一些程序性的问题。
那天下午他们按约定的时间准时来到平岭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参加法院主持的庭外调解会。在这里，韩丁看到了那位死难女工的父母和陪着他们一起来的十几个同乡。那十几个同乡都是和死者一起到平岭来打工的年轻人，为首的一位粗壮汉子，年龄略大些，也不过三十岁模样。韩丁听到那些人都管他叫大雄，据王主任在老林耳边的嘀咕，这位大雄就是制药厂扩建工地上的一个工头，也是那些绍兴籍民工的首领。大雄这天穿了一身西服，还打了一条领带，但他和他的那帮临场助阵的民工还是被法警拦在了法庭的门外，只放了死者的父母和他们的律师进去了。对制药厂方面的人，则未加阻拦，一行四人部放入。在法院狭窄的走廊里，这帮高高矮矮的民工看着罗保春和王主任鱼贯而过，个个怒目而视，连对老林和韩丁，也是一副绝不饶恕的神情，恶狠狠地目送他们走进了那间并不算大的调解庭。
韩丁在大学实习期间参加和观摩过一些案件的庭审，但还从未经历过法院的调解过程。今天庭上的气氛与他原来的想象相比，远没那么正规。首先是这间被称做法庭的屋子，实在寒酸得可以，其破旧程度在韩丁看来简直有损法律的尊严。二是主持调解的那位法官年龄太轻，几乎是一个比他大不了多少岁的小姑娘，样子还不如做记录的那位同为女性的书记员显得成熟。调解双方隔着一张掉了漆的长桌相对而坐，年轻女法官居中发问，口气刻板得几乎像一个学生在课堂上背书。她说：“今天叫你们双方当事人来，咱们就祝四萍抚恤赔偿的问题再做一次调解。上次调解过一回，但双方态度都不太好。这回希望你们都能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换位思考，多想想对方的困难，也多为社会的安定团结考虑，让国家、单位、个人，都尽量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啊，怎么样，你们双方这些天都是怎么考虑的？要想解决这件事双方都要有让步的态度，打官司对双方都没好处。我们现在大案子都忙不过来，我们也不希望你们没完没了地拖下去。”
法官的开场白刚刚说完，几乎不留空隙地又开始做双方的劝导工作，她先面向四萍的父母：你们二位这么老远跑到平岭来，吃住都要花钱，打官司也要花钱，拖长了对你们没什么好处。女儿不在了，我们也很同情，厂里也很同情，但你们也不能狮子大开口，提的要求不合理也不一定能办到。我上次把道理都跟你们说了，你们这次是怎么考虑的？
法官看着他们，等着回答。四萍的父母一看就知道是小地方来的穷苦人，做父亲的很壮实，体力劳动者的样子。做母亲的很瘦弱，面目善良而忧郁。他们都把目光投向身边的律师。那律师是从本地请的，男的，四十来岁，他开口代言：“我觉得这个事情吧，其实挺简单，赔多少钱不是最主要的。这件事首先要弄清的是，保春制药厂对自己雇佣的工人在厂里工作时被人杀死，是不是一点过错都没有，一点责任都不承担？厂里的保安措施是不是绝对没问题，工人在厂里工作的人身安是不是完有保障？四萍死在厂里是不是完属于她自己负责的事，而和厂里无关？这些问题是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必须先说清。至于到底应该赔偿多少数额，厂里到底有什么困难，能不能给这么多，这个当然可以商量，可以商量。”
法官的脸又转向制药厂这一方，老林咳嗽了一下，刚要发言，罗保春却抢了先。他虎着面孔冲对方的律师说：“假如刚才你在外面的走廊上被人杀了，你说是让凶手赔你，还是让法院赔你？”
罗保春的话一下子把调解的气氛变成了吵架的气氛。对方律师毫不示弱地同样抬高了腔调：“如果是在公共区域发生的事情，法院可以不负责任。如果是在法院的工作区域，比如在这个会议室里，我被杀了，那就要看法院的保安警卫工作有没有漏洞。如果法院的保安警卫工作和你们保春制药厂一样有那么多漏洞的话，当然要承担责任！”
调解刚开始就如此剑拔弩张，似乎连法官都没想到。老林一看这架势，试图把对方律师的话接过来，但此时罗保春的脸已经涨红，像喝了酒似的，情绪已经失控，他大声吼道：“哪一个地方的保安没有漏洞？犯罪分子要成心杀人，在哪里下不了手？你们就是想借着死人对企业进行敲诈，我不是出不起这四十万块钱，我们保春制药厂的总资产，加上我们的品牌声誉无形资产，有一两个亿，我不是赔不起这四十万！前几天你们不是还有人私下里找我，让我出十万块就摆平这个事吗，我不出！合理的赔偿，我一百万也出得起；不合理的赔偿，我一分钱都不出！这些人，说难听了简直就是黑社会，我就是不相信**和法院对我们民营企业的合法权利会不保护！”
对方律师两手张开，看着那位有些手足无措、控制不了场面的年轻法官，表情和声音都表现出极度的愤慨，他说：“四萍和这些民工远离自己的家乡亲人到平岭来，为保春制药厂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最后死在工作岗位上，连把她从小养大的父母都没能见上一面。保春公司作为一家知名的民营企业，竟然如此没有同情心，没有起码的道义！为了不赔钱，不但不对这个年纪轻轻的女孩遭遇这么不幸的事表示怜悯，不对家属表示同情，反而还要污蔑他们是黑社会的。你再这样讲，我们要控告你诽谤侮辱公民的人格。我的当事人虽然很贫穷，他们死去的女儿和她的伙伴虽然也很贫穷，但他们也有人格，也有保护自己名誉的权利……”
随着律师的强烈抗议，四萍母亲的脸上热泪纵横；四萍父亲的额头青筋毕露，他用带着口音的粗声大嗓吼叫起来：“你们还是人吗？你们还能代表共产党吗？啊？”
罗保春毫不客气地回敬过去：“我只代表我的厂，我又不是**，我不代表共产党！”
四萍父亲声嘶力竭：“你那个厂，还……还他娘的是共产党的天下吗？你他娘的比资本家、比过去的恶霸地主还狠，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吗？啊！”
四萍的母亲一边流泪一边劝阻丈夫：“你不要讲，让律师讲，你讲不清楚的……”
而丈夫的情绪已经难以控制：“我有什么不清楚！我就要问问他们还讲不讲公理？”
罗保春也尽力把声音抬高：“给你钱就是公理，不给你钱就是不讲公理吗？你就是公理吗？”
会议室被争吵和哭声搞乱了套，年轻的法官终于表现出迟到的果断，她厉声说道：“既然你们双方是这么一个态度，说明你们没有调解的诚意。我最后再问你们一次，请问原告方有没有调解意愿，有没有新的调解方案？”
对方律师也已非常激动，死者父母的骂声哭声更激起了他的义愤，他像吵架似的回答法官：“我们的立场刚才已经做了陈述，如果被告一方是这样一种无赖的态度，我们只好把官司打到底了！”
法官不多啰唆，最后问制药厂一方：“被告方还愿不愿意调解？有没有新的调解方案？”
不容老林开口，罗保春拍案而起：“我奉陪到底！我们法庭见！”
法官被罗保春的态度激怒，正色地呵斥道：“罗保春，这里就是法庭！不是你的办公室，你拍什么桌子？”
罗保春喘着气，愣了一下，居然没有顶嘴，又坐下了。
法官皱着眉，满脸不快地说了收场的话：“好，我宣布，祝四萍死亡赔偿案第二次调解失败，本案依法进入诉讼程序。请原告方将起诉书在规定时间送交本院，择期开庭。”
法官话音刚落，四萍父亲骂声又起。罗保春起身离座，板脸就走。老林和韩丁面面相觑，大概连老林这种有点资历的律师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调解：作为一方的律师，他连话都没有来得及说一句，调解便结束了；他和韩丁甚至都来不及咂摸一下滋味，局面便已不可收拾。他们当然想不到更严重的还在后面，在大家纷纷离座的混乱中，在死者父亲越来越难懂的骂声中，他们看到罗保春走向门口的身躯突然晃了一下，脚下打了个趔趄，手往前伸着像是要抓住什么东西似的，但什么也没抓住，整个人便轰的一声倒下来了，连带着弄翻了几把木制的椅子。
韩丁和老林吓了一跳，以为他是被什么东西绊倒了，不约而同地探过身去想扶他起来，可马上他们又不约而同地看到了罗保春的那张脸。那张脸上的颜色已经由赤红变成了灰白，眉头紧拧，牙根紧咬，两颊的肌肉扭曲出痛苦万状的表情。韩丁吓坏了，他把一只手抄在罗保春的身下，想扶他起来，被老林喊了一声：“别动他！”王主任推开韩丁，手忙脚乱地在罗保春西服上衣的内兜里翻找着什么，翻到第二个兜果然翻出一小瓶药来。看到那瓶药韩丁才明白罗保春是发了心脏病了。他看着王主任倒出药粒，使劲儿塞进罗保春的嘴里，罗保春嘴里含着药，脸上依然是那副痛苦不堪的表情。年轻的法官和中年的书记员都愣在原位，可能因为她们是女的，所以在这个突发事态中都有点手足无措。对方的律师倒是站了起来朝这边看，脸上应景地表现出一些人道主义的关切。四萍的母亲还在双手掩面哭泣着，她的丈夫也不劝她，但止住了骂声，目光冰冷地看着这边的混乱。韩丁从未亲眼目睹心脏病发作的样子，但隐约记得在电视上见过的抢救方式，一个人骑在患者的身上，以手压胸，做人工呼吸；还要抓着病人的双手像做广播操那样做扩胸运动；还要嘴对嘴地往里吹气……他本想提议采取这样的措施，但同时意识到自己在这群人中最为年轻，对这种体力活儿似乎应该有个自告奋勇的态度。想想要和罗保春嘴对嘴地吹气，他又本能地犹豫了几秒钟。还没等他开口，王主任已经冲他发令：“快去打电话叫急救车来！”这一喊把两位女法官也提醒了，一齐跑出会议室去打电话。等她们打完电话再回到会议室时，罗保春已经有了微弱的呼吸，脸上也有了一些让人能意会到的血色。韩丁这时才知道，心脏病发作的人就得让他安静躺着，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可乱动，否则适得其反。他不无后怕地想到：刚才他要是真的自告奋勇冲上去给罗保春做人工呼吸，最后把他折腾死了，岂不坐蜡？
救护车来了，医生赶到会议室里，对平躺在地上的罗保春做了检查，给他打了一针，然后表示可以抬下楼了。韩丁和王主任用担架把罗保春抬起来，抬下楼，抬出法院，抬上急救车，然后他们跟着急救车一起去医院。老林则被法官留下来在调解记录上签字，以及处理其他一些程序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