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他因为王彦石那些缺点而爱上了他。
共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拍的人相恋，其实不失为一种有趣。在他与王彦石的家中，原来不止琴上有音乐，锅碗瓢盆也可奏出协奏曲。哪怕没有拜伦雪莱，光说邻居家的狗爱追隔壁户的鹅这点琐碎小事也可以共度一个周末。城郊的花开了、阳台上晒的腊鱼被鸟偷吃了、医院值夜班时偶遇的流浪猫生了一窝小猫……在王彦石口中，所有乔玦此前未注意过的俗事都生出一种天然的趣味。王彦石又告诉他，登记户籍时自己填了台山，以后就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踏踏实实做中国人……周末几个朋友上家中来谈艺，王彦石被隔在那小沙龙之外，只沉默地看向他微笑。有时候他和王彦石什么话也不说，可那并不要紧，他翻译俄语文稿，王彦石看那摞心外科文献，各看各的。看完了再一同吃饭。
镇夜镇夜，钢琴上的水仙花沁着股细细的清香。
在那彻夜的漫谈中，他也知晓了许多王彦石的过去。王彦石小时候和弟妹还有邻居几个小孩为了帮衬家里，周末便上街卖口香糖，故此他头一个学会的英文词汇不是“hello”，而是“cheap”。“Verycheap！Sir，please！”他们几个孩子遇见面相较善的洋人，便上前去缠人家一路，湾仔大大小小的什么会议道谢斐道都给他们跑遍了，跑得脚底全是水泡。王彦石口齿不及别个小孩伶俐，卖出的口香糖最少，他儿时最大的奢望便是哪次能多卖出几盒，周末回家时能同弟弟妹妹们坐一次黄包车。“我从小就捱惯苦啦，这算不了什么，天冷了，你记得多穿衣。”五七年反右，王彦石被下放劳改的前一夜这样对他说。
“反右到后来竟要按比例划分右派，他们医院留过洋、念过教会大学、当过旧职员的大夫差不多都扣了帽子，尤其是那些整风的时候提过意见的。他那时和几个同事反映了一些学术上主观主义的问题……他给人做了一辈子心脏手术，可对人心如何莫测一点研究没有，医院党支书在会上让他们几个教授一定要提提意见，他把人家的话当了真。”
“那你呢，你有没有……”关珵直急切地抬头追问，可转瞬又低下了头去——五七年那一天自己在哪，是在大都会歌剧院观剧，幕间休息时和朋友们批评蝴蝶夫人太东方主义么。
“我比彦石好些，好歹不用劳改劳教。我们那个出版社社长是个好人，她对单位里错划成右派的同事很照顾，千方百计找证据来证明大家也没有非常右，说我和我的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划清得早、为抗战作过贡献，因此最后也只是降了工资，降了职。不过有右派嫌疑不能再干翻译了，我主编的几本杂志也给撤掉，出版社把我调去美术编辑室，让我负责画册排版。”
“唉，不幸中的万幸！”关珵直舒了一口气。
“不幸中的万幸、不幸中的万幸……那日子，哪有什么幸可言呢？我能和他见上一面便已是莫大的幸运，”隔了好一会，乔玦才低声道，“有一次我早早做完了出版社的工作，脑子里一直想着非到亚岗农场去看他不可，市区到郊区的农场有一段路不通车，我走山路去，一路上全是荒草野树，要在没过人膝的野草里走好几里。我走了一个钟才到农场，遇到几个看起来像干部的同志便问彦石在哪，他们一时想不起来有这号人，我就报了彦石医院的名字，说是那里下来的王彦石教授——怪我太急，忘了改口，竟还以为他是教授。劳教干部们听我管一个右派叫教授都笑了，哦，右派家属来了。他们大约以为我是彦石的弟弟，一路上告诉我家属探视劳改犯不是见面一抹泪便算了，要以家属身份犯人劝诫服从场规、认真劳改，这样，他才能改造成一个对人民群众有用的新人。干部们一面说，一面带我去接待室，谁能想到路上居然刚好撞见了彦石。他在推粪车给地里送粪。我看到了他，他也看到了我，他愣了一会，最后把头低了下去，不敢看我。我们就那样隔着田埂站着，谁也没说话。”
“他走了，我倒学会做菜了，以前煮饭都不知放多少水。此后我每个月去探视他两次，原本想带个食盒去给他送饭，幸好霞织点醒我别带太多，她的爱人是干部，认识一些劳改农场的指导员，懂得多。她同我说：‘你想想，一个老右配好饭好菜么，小心有人给他穿小鞋，同监舍的人也排挤。’所以我每次都是将几个包子藏在外套里，见面便偷偷给他吃了。偷偷给他带些吃食，也得给干部好处别人才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每回都要给管教好几根烟。有一次一个朋友接济了我一小包白砂糖，那年月白糖是多么贵重的东西，我哪里舍得吃，把一整包糖都拿去和面给彦石做了馒头。馒头是甜的，他吃一口便尝出来了，说什么也不肯再吃，非让我也吃，我们就在接待室面对面吃那两个甜馒头，整包糖都和进了面里，那甜味差点没把人腻死。彦石的知识水平比场部医疗室的大夫们高一些，农场干部家属有时候也暗地里找他看病。有个好心同志看完病悄悄往他口袋里塞了两个鸡蛋，他要把那两个鸡蛋留到我下次来时给我，结果鸡蛋就被他给放坏了。”
“后来农场大约是看他表现好了，有改造好自己思想的希望，便不让他推粪车、运垃圾了，让他下地插秧。”
劳改农场有警卫看守，探视结束，犯人回去干活，只能远远地再望几眼，乔玦道。入了秋，劳改农场的水田里黄的黄、绿的绿，几栋灰蒙的建筑上漆着金红色的大跃进宣传画，“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可以让地球服、海洋降，强迫宇宙吐宝藏”——然而草鹡鸰只是在田间飞过，水稻只是在风里招展。他的眼中不过映着稻丛中挥着镰的一个模糊身影。
乔玦平静地道：“六零年的时候他刑期满回了家，原本应该好好庆祝一下，无奈粮食吃紧，家里实在没多余粮票上国营饭店。厨房还剩一小把面，我就烧开水煮了碗面和他淋豉油吃。”
关珵直默然许久，时代的暴雨降落之时并不会在乎个人的意愿。苦难、浩劫、压迫，诸如此类的词在他腹中打着转，可他到底只说了一句：“那日子好过一点了么？他回来了……”
“的确是好过一阵。”
即使每天定额一斤口粮、半饥不饱，天天吃着双蒸饭，也算好过一阵。六零年王彦石又回了原单位，但毕竟劳改过，医院对他有了点顾忌。他不再像从前一般没日没夜穿梭于手术室，反而常常闲在家里，可他像看不懂院领导脸色似的，先是把自己劳改时打腹稿润色了的论文递上去，又自愿把配给他的每月三十斤的口粮定量再减两斤，处处显得他这劳改犯比医院干部还先进，终于被人家放了个大长假。乔玦摇了摇头：“他赋闲在家比以前忙得脚不沾地好，我总怕他在医院又说错什么话。那时候不说话不表态不行，说话表态说不定也不行。”
“我原以为他闲下来会很不适应，谁知他很快便找到了新的乐趣，想学弹钢琴。每天晚上喝完那二两米煮的粥水我就教他怎么弹琴——他弹得可真差，简直没办法教。一开始我只是弹给他听听作示范，可到后来那钢琴就全变成我一人在弹了。我们天天在家开我个人的小型音乐会，他给我当听众，”乔玦面上露出缅怀的笑，“以前读书那阵我弹过贝多芬的月光，他说他最钟意听那首，只想听那首。真是个怪人，有谁只爱听一首曲子的。”
白烟似的雨被冷风挟着，点滴打在窗上，丝丝缕缕也错落出些韵律来。隔着雨迷蒙的窗，仿佛就此将外边的世界也隔开。人间愈发的金红炽热，口号洪一样此起彼伏着，那浩浩的红的海洋，激辣辣地刺激每一个人的心神，合上门才能回归到一个浸凉宁静的世界。十八甫路那座三层的竹筒屋内唯一的响动只有音乐，琴音如流，在水仙的幽芳中淌着。月光奏鸣曲第二乐章在那音乐的细流中奏起最多，轻快的旋律像一个温存的笑般漾在二人之间。
关珵直似已对乔玦接下来的话有所预感，他十指交握着，道：“李斯特形容第二乐章横在第一和第三乐章之间，就像两个深渊之间的一朵花。”
乔玦却并不应他这句乐评，只喃喃自语了一句：“六三年的时候彦石为了证明自己已经改造好了还去粤西下乡过，在那里的农村卫生站待了一年，听他说常常要半夜翻山越岭去给病人诊治。”
文化大革命来了，红色的世界终于红到最沸腾，革命的世界容不得一丝不革命之音。钢琴是资产阶级的乐器，是毒害人心灵的靡靡之音之源头，红兵小将们将琴砸了，琴谱也烧了，诗集、文稿、书画，一切一切牛鬼蛇神，一样样在赤红的火中灰飞烟灭。
连红绿灯都颠倒了，绿灯停红灯行，时代向着革命之红前进。
“彦石反应倒挺快的，红卫兵们一来，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已经九十度向人家鞠躬了。学生们烧完东西走了他才告诉我，他拿以前在劳改农场对管教干部那套对小将们呢。他说，红兵小将都是学生，比干部们年轻，年轻人热血一阵而已，出不了什么事。一开始，的确没出什么事，琴砸了，书烧了，偶尔去批斗大会陪陪斗，被训一晚上也就回来了。他叔叔留给他的房子被接管了，分给了好几户人住，幸好那几户人家都很好说话，也没人看不起我们两个右派。那时候邻里间谁也别理谁，已经算很好说话了。”
“王彦石这个人特别土，那时候家里的钢琴让小将们砸了，家里只剩一堆废铁了，我半夜起来，看到他蹲在钢琴的残骸旁边左看右看，我问他干什么呢，他说在看这琴能不能修好。我告诉他，修不好，算了。而且，他懂修钢琴吗？其实没有钢琴也能弹琴，我弹了一世琴，面前是团空气我也能将谱子弹出来。我就示范给他看，对着空气给他弹了几首，没办法，苦中作乐。他说他也试试，假模假样地在空中敲了几下，我问他弹的什么，他说月光……‘你只会这个？’我问他，他说是，我又问他，你难道只喜欢这一首曲子吗，他说他父母立志培养他当大医生好赚大钱，他别的兴趣爱好一概没有的，月光是他唯一懂的音乐，我唯一教过他的曲子。于是我就给他‘弹’渔光曲听听，我中学时最爱的电影曲，那时候家喻户晓的——多好笑，家里只剩一堆破铜烂铁了，我们俩还假装有钢琴。更好笑的是他连渔光曲都没看过，他竟然说不知道这是什么电影。好不好笑，渔光曲，他不知道……我不信他没有第二支喜欢的曲子，就是最乐盲的人，也该有喜欢的音乐吧，人的世界怎么会没有音乐？世界上一定有歌声的。他思索了很久，才告诉我，他的确只喜欢贝多芬的月光。就是以前在香港听我弹的那支，好轻柔，好动听。但他不知道月光其实有三个乐章，从前我只弹了月光的第二乐章，他也只听了第二乐章，或许他从此便以为月光是一支轻柔愉悦的琴曲。真是苦中作乐啊，在那乌有之琴上，我们弹冬风练习曲、幻想波兰舞曲，当然，也有月光……”
“后来又来了许多拨红卫兵，事情逐渐就有些不对劲起来。哲甫自杀了，兆龙入狱了，终于也轮到了我们。有些书红卫兵们没烧，带了回去检查，那天有几个红卫兵就来问我为什么要看外文书，我说工作原因，他们又问我什么工作，是不是里通敌国的工作，为什么外文书是德文的，是不是法西斯主义余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时候我们出版社已经被‘砸烂’，成了封资修大毒巢了，要是答替出版社作翻译工作，岂不是自己把罪名坐实了？我一时没想清楚怎么答这话，就被一个学生扇了耳光。那一下把我给打愣了，只觉眼前冒着一片金星，好一会我才听清彦石在旁边说：‘和乔玦没有关系，那些书都是我的。’挺好笑的吧，他一个德语单词都不认识，却要认下来那些尼采、叔本华是他的。回想起来，那场面可真滑稽，我站起来拼命说书是我的、和谁也没关系，小将们往外押着彦石，回头剐了我一眼，让我安静点——‘别大呼小叫，回头再给你定罪，你也跑不了。’那个警告我的红卫兵不过是个中学生，十五六岁的年纪，他像宗教法官审判异教徒一样冷冰冰地看着我。”
共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拍的人相恋，其实不失为一种有趣。在他与王彦石的家中，原来不止琴上有音乐，锅碗瓢盆也可奏出协奏曲。哪怕没有拜伦雪莱，光说邻居家的狗爱追隔壁户的鹅这点琐碎小事也可以共度一个周末。城郊的花开了、阳台上晒的腊鱼被鸟偷吃了、医院值夜班时偶遇的流浪猫生了一窝小猫……在王彦石口中，所有乔玦此前未注意过的俗事都生出一种天然的趣味。王彦石又告诉他，登记户籍时自己填了台山，以后就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踏踏实实做中国人……周末几个朋友上家中来谈艺，王彦石被隔在那小沙龙之外，只沉默地看向他微笑。有时候他和王彦石什么话也不说，可那并不要紧，他翻译俄语文稿，王彦石看那摞心外科文献，各看各的。看完了再一同吃饭。
镇夜镇夜，钢琴上的水仙花沁着股细细的清香。
在那彻夜的漫谈中，他也知晓了许多王彦石的过去。王彦石小时候和弟妹还有邻居几个小孩为了帮衬家里，周末便上街卖口香糖，故此他头一个学会的英文词汇不是“hello”，而是“cheap”。“Verycheap！Sir，please！”他们几个孩子遇见面相较善的洋人，便上前去缠人家一路，湾仔大大小小的什么会议道谢斐道都给他们跑遍了，跑得脚底全是水泡。王彦石口齿不及别个小孩伶俐，卖出的口香糖最少，他儿时最大的奢望便是哪次能多卖出几盒，周末回家时能同弟弟妹妹们坐一次黄包车。“我从小就捱惯苦啦，这算不了什么，天冷了，你记得多穿衣。”五七年反右，王彦石被下放劳改的前一夜这样对他说。
“反右到后来竟要按比例划分右派，他们医院留过洋、念过教会大学、当过旧职员的大夫差不多都扣了帽子，尤其是那些整风的时候提过意见的。他那时和几个同事反映了一些学术上主观主义的问题……他给人做了一辈子心脏手术，可对人心如何莫测一点研究没有，医院党支书在会上让他们几个教授一定要提提意见，他把人家的话当了真。”
“那你呢，你有没有……”关珵直急切地抬头追问，可转瞬又低下了头去——五七年那一天自己在哪，是在大都会歌剧院观剧，幕间休息时和朋友们批评蝴蝶夫人太东方主义么。
“我比彦石好些，好歹不用劳改劳教。我们那个出版社社长是个好人，她对单位里错划成右派的同事很照顾，千方百计找证据来证明大家也没有非常右，说我和我的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划清得早、为抗战作过贡献，因此最后也只是降了工资，降了职。不过有右派嫌疑不能再干翻译了，我主编的几本杂志也给撤掉，出版社把我调去美术编辑室，让我负责画册排版。”
“唉，不幸中的万幸！”关珵直舒了一口气。
“不幸中的万幸、不幸中的万幸……那日子，哪有什么幸可言呢？我能和他见上一面便已是莫大的幸运，”隔了好一会，乔玦才低声道，“有一次我早早做完了出版社的工作，脑子里一直想着非到亚岗农场去看他不可，市区到郊区的农场有一段路不通车，我走山路去，一路上全是荒草野树，要在没过人膝的野草里走好几里。我走了一个钟才到农场，遇到几个看起来像干部的同志便问彦石在哪，他们一时想不起来有这号人，我就报了彦石医院的名字，说是那里下来的王彦石教授——怪我太急，忘了改口，竟还以为他是教授。劳教干部们听我管一个右派叫教授都笑了，哦，右派家属来了。他们大约以为我是彦石的弟弟，一路上告诉我家属探视劳改犯不是见面一抹泪便算了，要以家属身份犯人劝诫服从场规、认真劳改，这样，他才能改造成一个对人民群众有用的新人。干部们一面说，一面带我去接待室，谁能想到路上居然刚好撞见了彦石。他在推粪车给地里送粪。我看到了他，他也看到了我，他愣了一会，最后把头低了下去，不敢看我。我们就那样隔着田埂站着，谁也没说话。”
“他走了，我倒学会做菜了，以前煮饭都不知放多少水。此后我每个月去探视他两次，原本想带个食盒去给他送饭，幸好霞织点醒我别带太多，她的爱人是干部，认识一些劳改农场的指导员，懂得多。她同我说：‘你想想，一个老右配好饭好菜么，小心有人给他穿小鞋，同监舍的人也排挤。’所以我每次都是将几个包子藏在外套里，见面便偷偷给他吃了。偷偷给他带些吃食，也得给干部好处别人才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每回都要给管教好几根烟。有一次一个朋友接济了我一小包白砂糖，那年月白糖是多么贵重的东西，我哪里舍得吃，把一整包糖都拿去和面给彦石做了馒头。馒头是甜的，他吃一口便尝出来了，说什么也不肯再吃，非让我也吃，我们就在接待室面对面吃那两个甜馒头，整包糖都和进了面里，那甜味差点没把人腻死。彦石的知识水平比场部医疗室的大夫们高一些，农场干部家属有时候也暗地里找他看病。有个好心同志看完病悄悄往他口袋里塞了两个鸡蛋，他要把那两个鸡蛋留到我下次来时给我，结果鸡蛋就被他给放坏了。”
“后来农场大约是看他表现好了，有改造好自己思想的希望，便不让他推粪车、运垃圾了，让他下地插秧。”
劳改农场有警卫看守，探视结束，犯人回去干活，只能远远地再望几眼，乔玦道。入了秋，劳改农场的水田里黄的黄、绿的绿，几栋灰蒙的建筑上漆着金红色的大跃进宣传画，“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可以让地球服、海洋降，强迫宇宙吐宝藏”——然而草鹡鸰只是在田间飞过，水稻只是在风里招展。他的眼中不过映着稻丛中挥着镰的一个模糊身影。
乔玦平静地道：“六零年的时候他刑期满回了家，原本应该好好庆祝一下，无奈粮食吃紧，家里实在没多余粮票上国营饭店。厨房还剩一小把面，我就烧开水煮了碗面和他淋豉油吃。”
关珵直默然许久，时代的暴雨降落之时并不会在乎个人的意愿。苦难、浩劫、压迫，诸如此类的词在他腹中打着转，可他到底只说了一句：“那日子好过一点了么？他回来了……”
“的确是好过一阵。”
即使每天定额一斤口粮、半饥不饱，天天吃着双蒸饭，也算好过一阵。六零年王彦石又回了原单位，但毕竟劳改过，医院对他有了点顾忌。他不再像从前一般没日没夜穿梭于手术室，反而常常闲在家里，可他像看不懂院领导脸色似的，先是把自己劳改时打腹稿润色了的论文递上去，又自愿把配给他的每月三十斤的口粮定量再减两斤，处处显得他这劳改犯比医院干部还先进，终于被人家放了个大长假。乔玦摇了摇头：“他赋闲在家比以前忙得脚不沾地好，我总怕他在医院又说错什么话。那时候不说话不表态不行，说话表态说不定也不行。”
“我原以为他闲下来会很不适应，谁知他很快便找到了新的乐趣，想学弹钢琴。每天晚上喝完那二两米煮的粥水我就教他怎么弹琴——他弹得可真差，简直没办法教。一开始我只是弹给他听听作示范，可到后来那钢琴就全变成我一人在弹了。我们天天在家开我个人的小型音乐会，他给我当听众，”乔玦面上露出缅怀的笑，“以前读书那阵我弹过贝多芬的月光，他说他最钟意听那首，只想听那首。真是个怪人，有谁只爱听一首曲子的。”
白烟似的雨被冷风挟着，点滴打在窗上，丝丝缕缕也错落出些韵律来。隔着雨迷蒙的窗，仿佛就此将外边的世界也隔开。人间愈发的金红炽热，口号洪一样此起彼伏着，那浩浩的红的海洋，激辣辣地刺激每一个人的心神，合上门才能回归到一个浸凉宁静的世界。十八甫路那座三层的竹筒屋内唯一的响动只有音乐，琴音如流，在水仙的幽芳中淌着。月光奏鸣曲第二乐章在那音乐的细流中奏起最多，轻快的旋律像一个温存的笑般漾在二人之间。
关珵直似已对乔玦接下来的话有所预感，他十指交握着，道：“李斯特形容第二乐章横在第一和第三乐章之间，就像两个深渊之间的一朵花。”
乔玦却并不应他这句乐评，只喃喃自语了一句：“六三年的时候彦石为了证明自己已经改造好了还去粤西下乡过，在那里的农村卫生站待了一年，听他说常常要半夜翻山越岭去给病人诊治。”
文化大革命来了，红色的世界终于红到最沸腾，革命的世界容不得一丝不革命之音。钢琴是资产阶级的乐器，是毒害人心灵的靡靡之音之源头，红兵小将们将琴砸了，琴谱也烧了，诗集、文稿、书画，一切一切牛鬼蛇神，一样样在赤红的火中灰飞烟灭。
连红绿灯都颠倒了，绿灯停红灯行，时代向着革命之红前进。
“彦石反应倒挺快的，红卫兵们一来，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已经九十度向人家鞠躬了。学生们烧完东西走了他才告诉我，他拿以前在劳改农场对管教干部那套对小将们呢。他说，红兵小将都是学生，比干部们年轻，年轻人热血一阵而已，出不了什么事。一开始，的确没出什么事，琴砸了，书烧了，偶尔去批斗大会陪陪斗，被训一晚上也就回来了。他叔叔留给他的房子被接管了，分给了好几户人住，幸好那几户人家都很好说话，也没人看不起我们两个右派。那时候邻里间谁也别理谁，已经算很好说话了。”
“王彦石这个人特别土，那时候家里的钢琴让小将们砸了，家里只剩一堆废铁了，我半夜起来，看到他蹲在钢琴的残骸旁边左看右看，我问他干什么呢，他说在看这琴能不能修好。我告诉他，修不好，算了。而且，他懂修钢琴吗？其实没有钢琴也能弹琴，我弹了一世琴，面前是团空气我也能将谱子弹出来。我就示范给他看，对着空气给他弹了几首，没办法，苦中作乐。他说他也试试，假模假样地在空中敲了几下，我问他弹的什么，他说月光……‘你只会这个？’我问他，他说是，我又问他，你难道只喜欢这一首曲子吗，他说他父母立志培养他当大医生好赚大钱，他别的兴趣爱好一概没有的，月光是他唯一懂的音乐，我唯一教过他的曲子。于是我就给他‘弹’渔光曲听听，我中学时最爱的电影曲，那时候家喻户晓的——多好笑，家里只剩一堆破铜烂铁了，我们俩还假装有钢琴。更好笑的是他连渔光曲都没看过，他竟然说不知道这是什么电影。好不好笑，渔光曲，他不知道……我不信他没有第二支喜欢的曲子，就是最乐盲的人，也该有喜欢的音乐吧，人的世界怎么会没有音乐？世界上一定有歌声的。他思索了很久，才告诉我，他的确只喜欢贝多芬的月光。就是以前在香港听我弹的那支，好轻柔，好动听。但他不知道月光其实有三个乐章，从前我只弹了月光的第二乐章，他也只听了第二乐章，或许他从此便以为月光是一支轻柔愉悦的琴曲。真是苦中作乐啊，在那乌有之琴上，我们弹冬风练习曲、幻想波兰舞曲，当然，也有月光……”
“后来又来了许多拨红卫兵，事情逐渐就有些不对劲起来。哲甫自杀了，兆龙入狱了，终于也轮到了我们。有些书红卫兵们没烧，带了回去检查，那天有几个红卫兵就来问我为什么要看外文书，我说工作原因，他们又问我什么工作，是不是里通敌国的工作，为什么外文书是德文的，是不是法西斯主义余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时候我们出版社已经被‘砸烂’，成了封资修大毒巢了，要是答替出版社作翻译工作，岂不是自己把罪名坐实了？我一时没想清楚怎么答这话，就被一个学生扇了耳光。那一下把我给打愣了，只觉眼前冒着一片金星，好一会我才听清彦石在旁边说：‘和乔玦没有关系，那些书都是我的。’挺好笑的吧，他一个德语单词都不认识，却要认下来那些尼采、叔本华是他的。回想起来，那场面可真滑稽，我站起来拼命说书是我的、和谁也没关系，小将们往外押着彦石，回头剐了我一眼，让我安静点——‘别大呼小叫，回头再给你定罪，你也跑不了。’那个警告我的红卫兵不过是个中学生，十五六岁的年纪，他像宗教法官审判异教徒一样冷冰冰地看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