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局长李天用所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也确实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不过,程勇还是一贯的坚持自己的主张,道:“现在,农民的负担多重?大家又不是不知道。”

    “咱们胡台镇的经济发展起来了,可也仅仅是城镇上的居民富足了,乡下的村民们,他们的收入依旧少得可怜。”

    “你们知道现在的米价吗?一块到五块钱每斤不等,你们知道一亩地的粮食产量吗?六百斤到一千斤不等,刨去农药化肥和种子、人工的成本,农民一亩地一年能挣一千五百块钱,就算不错的了。”

    “而合作医疗的费用,一年一人接近四百块钱,明年又要涨了,大概是四百一十块钱了,一家六口人,爷奶父母姐弟,四六二十四,光是缴纳合作医疗的费用,三亩地一年白干!”

    “咱们南丰县胡台镇的户均耕地面积,才多少亩?三亩地可不是一个小数目,都接近一个普通家庭四分之一的年收入了。”

    “而我们公务员等体制内的人员,只要从最高档的社保参保金额,降低到最低档的社保参保金额,就可以实现咱们南丰县所有的农民们免交合作医疗,一千多块钱,六百多是国家缴的,剩下的四百多,咱们公务员们从自己的社保里节约出来。”

    众人沉默不语。

    谁也不敢在此时发声。

    程勇的这个提议,理论上很好,也似乎具备可行性。

    从最高档的社保变到最低档的社保,这中间最起码节约了一千块钱,一个公务员一个月,最起码能够带动两个农民一年的免交农村合作医疗,一个公务员一年能帮扶到至少二十四个人。

    南丰县的全体公务员,全体国企分支、央企分支等体制内的人,把这些人的数量乘以二十四,足以覆盖到全部的农民,还绰绰有余。

    “我不同意!”杨树成举手,带头表示了明确的拒绝之意。

    杨树成说道:“国家给我们的社保,那是国家的决定,不是我们这些县级的干部,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

    程勇立马回怼道:“虽说国家给了我们这样的优惠政策,但我们也可以主动向上级打申请啊。”

    “杨县长,陈书记,如果你们都同意的话,结束了这一次的聚餐后,我就打电话联系市委书记黄百川,让他去促成此事。”

    “我觉得,这完全可行啊!难道,体制内的人的数量乘以二十四,还不能覆盖所有的农民吗?我不信!”

    “再者,农民为咱们华夏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啊。”

    “前些年的时候,咱们这些公务员们,有视同缴费的优惠政策,而同样是为华夏付出的农民工,他们只是和我们的岗位分工不同,没有尊卑的差异,他们缴纳了公粮,为咱们华夏贡献了第一笔外汇收入。”

    “而且,近些年,咱们的土地财政,从农民的手里,以粮食作物的产量来征收耕地,经过四通一平后,反手就变成了一块熟地,地皮的价格直接翻了几千倍。”

    “现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不高,一瓶五百毫升矿泉水可以买到好几斤的大米,大米都还没有水贵。”

    “是农民的牺牲,才维持住了城市里,那些缴纳房贷的城里人的生存成本边界线,否则,粮价一旦涨上来,城里就闹翻了天。”

    “城市的工业建筑,也需要农民工的参与,咱们的农民工兄弟们,给城里人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农民工的子弟们,在城里缴纳社保,却不享受城里的社保,打工结束后又回到老家了。”

    “在建国后的那一次经济危机里,若非是农民工兄弟们,接纳了城里的年轻人,否则,红小兵的余威,不会那么容易结束。”

    “就在八年前的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又是农民工兄弟们,帮助城里的企业家们解决了生产过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