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恩给出的诊断是右臂毁损伤。这种诊断一般只会在即将截肢的患者身上出现。
郑新的右臂很明显被绞入了某种旋转的机械中，而且还不是绞肉机这种锐利的器械。从伤痕上大量的皮肤缺损和沾染的污渍来看，孙立恩感觉他的右臂更像是被绞入了某种重型压力机械里——比如带进料齿的辊压机之类的大型机械里。这条手臂几乎没有了任何修复价值。
暂且不说修复过程中患者势必会不停出血，最后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就算四院的血库是连着什么四次元空间，能够无限量提供血液制品，大量失血后又大量输血，dic和酸中毒以及电解质失衡等等难关还在后面等着呢。
就算上面的问题全都可以解决，修复这样一条手臂仍然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工程。
如果真的要修复郑新的右臂，最大的困难并不是什么小桡骨头缺损和高达40的皮肤缺损。而是那四条神经的损毁伤。
血管的缺损可以通过移植其他部分的血管或者人造血管来补足。但神经损毁却是根本没有办法修复的——现代医学连一根堪用的韧带都造不出来，更何况能直接连接使用的神经？如果缺损的不算很长，其实可以稍微拽一拽两头的神经，然后试着在显微镜下把两头接起来“看看效果”。可能能用，可能不好用，也可能导致严重的疼痛等后遗症。但至少是有个“试一试”的途径。
但四根神经全部毁损伤……这连试一试的意义都没有。如果不管神经，只去修复断裂破损的肌肉，血管和皮肤的话，最后患者得到的只不过是一条能自己发热的假肢而已。这对他的生活品质不会有任何改善，同时还会消耗掉大量的金钱，并且为他换来一段长久痛苦且毫无意义的康复期。
与其这样，还不如干脆截肢比较安全。根据目测，孙立恩估计行截肢术至少能为郑新保留下右上臂肱骨四五厘米的残肢。剩下的这部分残肢配合上合适的义肢，应该能让郑新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恢复到具有生活自理能力的程度。
孙立恩的判断很直接，随后赶来的曹严华医生也赞同了孙立恩的判断。
“这个只能截肢了，而且得尽快做。”曹严华医生带着湿漉漉的头发和苍白的面庞，低头检查了一下郑新的伤口，然后遗憾的摇了摇头，“不可能保肢的，这种伤要保肢，得把他的命赔进去。”
和郑新一起随车抵达医院的，是他的妻子。在孙立恩拿着通知书去和家属做谈话的时候，他听到了这起事故的前因后果。
郑新是个家庭贫困但愿意拼搏的年轻人。十六岁开始出门打工，郑新在各地的工厂里先后从事了多种职业。在二十岁这一年，他攒下了十万元的资金后，决定去为自己的梦想战斗一把——他凭借这十万元的本金，以及父母和岳父岳母的资助，开了一家小型的金属加工厂。
他自己的工厂规模很小，而郑新则属于那种比较罕见的人才——他学历不高，但技术精湛。凭借着勤快而且嘴甜的优势，过去四年的打工生涯中，他迅速掌握了多门金属加工的高级技能。
大型金属加工厂对于订单有比较高的要求，除非数量达到某个量级，否则人家连接单子的兴趣都没有。但郑新很有眼光的把业务需求下放到了五件起做的标准。尽管算下来单件收费比较大型加工厂贵的多，但这种经营模式依旧为他的小工厂带来了非常可观的订单数量。
而这次的生产事故，也正是这种经营模式所带来的直接后果。
小工厂意味着不可能养的起太多技术骨干，而大量订单对于小工厂而言，不光意味着收入，同样也意味着交付压力——这些加工合同大部分都是签了赔偿条款的。如果不能及时交付，光凭赔偿条款，就能把这个刚刚走上正轨的小加工厂直接压垮。
自从进入了六月，郑新每天的睡眠时间就被他压缩到了每天不足三小时的地步。而今天是交付的最后一天，他在完成了最后一件构件的处理流程之后，直接眼前一黑，摔倒在了辊轧机的进料口处。
在得知自己的丈夫要截肢的瞬间，郑新的妻子是崩溃的。
她自己也不是什么见过大场面的人，和郑新认识还是在山东的金属加工厂里——当时郑新是热加工车间的工人，而她则是食堂的帮厨。后来着郑新一点点把现在的家当置办起来，她在其中其实并没有出什么力，郑新是个有些特别的“大男子主义者”。他坚持认为吃苦受罪应该是男人的特权。哪怕工作再忙，他也拦着不让妻子上场。
凌晨四点，郑新生命垂危躺在抢救室里，浑身上下的血都快流空了。而他的医疗决策代理人，他的妻子却始终无法做出“同意截肢”的决断。她甚至哭哭啼啼的在微信群里发语音，都没办法直接给孙立恩一个明确的答复——你是打算冒着丈夫死去的风险保肢，还是以他的性命为第一优先考虑果断截肢。
看着家属这个哭哭啼啼的样子，孙立恩也很着急。郑新的血型快检结果已经出来了，现在抢救室里正在为他进行着复温和加压输血——抢救室里的两台加温器都不够用的，为了尽快对血袋进行复温，目前手头有空的医生护士们几乎都参与了进来。每个人两个血袋，放在腋下和手掌中拼命做着预复温——这样能够减少一点点加温器的工作时间。而在郑新的床边，三名护士手捧血袋，正在通过静脉通道往郑新的身体里使劲挤压着复温好了的血液。而一旁的地上，凌乱的扔着已经输完了的血袋。
入院二十分钟不到的功夫，四院已经为郑新输入了一千八百毫升血液。但他的心率还是维持在135的水平。
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孙立恩急的又问了一遍郑新的妻子，但她还是犹犹豫豫的说要“再问一下家人的意见。”
孙立恩急的跺了跺脚，但总不能对着患者家属发火。想来想去，他还是叹了口气，努力让自己心平气和下来劝道，“你是想要一个活着的丈夫，还是想要一个还留着胳膊的尸体？”
郑新的右臂很明显被绞入了某种旋转的机械中，而且还不是绞肉机这种锐利的器械。从伤痕上大量的皮肤缺损和沾染的污渍来看，孙立恩感觉他的右臂更像是被绞入了某种重型压力机械里——比如带进料齿的辊压机之类的大型机械里。这条手臂几乎没有了任何修复价值。
暂且不说修复过程中患者势必会不停出血，最后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就算四院的血库是连着什么四次元空间，能够无限量提供血液制品，大量失血后又大量输血，dic和酸中毒以及电解质失衡等等难关还在后面等着呢。
就算上面的问题全都可以解决，修复这样一条手臂仍然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工程。
如果真的要修复郑新的右臂，最大的困难并不是什么小桡骨头缺损和高达40的皮肤缺损。而是那四条神经的损毁伤。
血管的缺损可以通过移植其他部分的血管或者人造血管来补足。但神经损毁却是根本没有办法修复的——现代医学连一根堪用的韧带都造不出来，更何况能直接连接使用的神经？如果缺损的不算很长，其实可以稍微拽一拽两头的神经，然后试着在显微镜下把两头接起来“看看效果”。可能能用，可能不好用，也可能导致严重的疼痛等后遗症。但至少是有个“试一试”的途径。
但四根神经全部毁损伤……这连试一试的意义都没有。如果不管神经，只去修复断裂破损的肌肉，血管和皮肤的话，最后患者得到的只不过是一条能自己发热的假肢而已。这对他的生活品质不会有任何改善，同时还会消耗掉大量的金钱，并且为他换来一段长久痛苦且毫无意义的康复期。
与其这样，还不如干脆截肢比较安全。根据目测，孙立恩估计行截肢术至少能为郑新保留下右上臂肱骨四五厘米的残肢。剩下的这部分残肢配合上合适的义肢，应该能让郑新在一两个月的时间内恢复到具有生活自理能力的程度。
孙立恩的判断很直接，随后赶来的曹严华医生也赞同了孙立恩的判断。
“这个只能截肢了，而且得尽快做。”曹严华医生带着湿漉漉的头发和苍白的面庞，低头检查了一下郑新的伤口，然后遗憾的摇了摇头，“不可能保肢的，这种伤要保肢，得把他的命赔进去。”
和郑新一起随车抵达医院的，是他的妻子。在孙立恩拿着通知书去和家属做谈话的时候，他听到了这起事故的前因后果。
郑新是个家庭贫困但愿意拼搏的年轻人。十六岁开始出门打工，郑新在各地的工厂里先后从事了多种职业。在二十岁这一年，他攒下了十万元的资金后，决定去为自己的梦想战斗一把——他凭借这十万元的本金，以及父母和岳父岳母的资助，开了一家小型的金属加工厂。
他自己的工厂规模很小，而郑新则属于那种比较罕见的人才——他学历不高，但技术精湛。凭借着勤快而且嘴甜的优势，过去四年的打工生涯中，他迅速掌握了多门金属加工的高级技能。
大型金属加工厂对于订单有比较高的要求，除非数量达到某个量级，否则人家连接单子的兴趣都没有。但郑新很有眼光的把业务需求下放到了五件起做的标准。尽管算下来单件收费比较大型加工厂贵的多，但这种经营模式依旧为他的小工厂带来了非常可观的订单数量。
而这次的生产事故，也正是这种经营模式所带来的直接后果。
小工厂意味着不可能养的起太多技术骨干，而大量订单对于小工厂而言，不光意味着收入，同样也意味着交付压力——这些加工合同大部分都是签了赔偿条款的。如果不能及时交付，光凭赔偿条款，就能把这个刚刚走上正轨的小加工厂直接压垮。
自从进入了六月，郑新每天的睡眠时间就被他压缩到了每天不足三小时的地步。而今天是交付的最后一天，他在完成了最后一件构件的处理流程之后，直接眼前一黑，摔倒在了辊轧机的进料口处。
在得知自己的丈夫要截肢的瞬间，郑新的妻子是崩溃的。
她自己也不是什么见过大场面的人，和郑新认识还是在山东的金属加工厂里——当时郑新是热加工车间的工人，而她则是食堂的帮厨。后来着郑新一点点把现在的家当置办起来，她在其中其实并没有出什么力，郑新是个有些特别的“大男子主义者”。他坚持认为吃苦受罪应该是男人的特权。哪怕工作再忙，他也拦着不让妻子上场。
凌晨四点，郑新生命垂危躺在抢救室里，浑身上下的血都快流空了。而他的医疗决策代理人，他的妻子却始终无法做出“同意截肢”的决断。她甚至哭哭啼啼的在微信群里发语音，都没办法直接给孙立恩一个明确的答复——你是打算冒着丈夫死去的风险保肢，还是以他的性命为第一优先考虑果断截肢。
看着家属这个哭哭啼啼的样子，孙立恩也很着急。郑新的血型快检结果已经出来了，现在抢救室里正在为他进行着复温和加压输血——抢救室里的两台加温器都不够用的，为了尽快对血袋进行复温，目前手头有空的医生护士们几乎都参与了进来。每个人两个血袋，放在腋下和手掌中拼命做着预复温——这样能够减少一点点加温器的工作时间。而在郑新的床边，三名护士手捧血袋，正在通过静脉通道往郑新的身体里使劲挤压着复温好了的血液。而一旁的地上，凌乱的扔着已经输完了的血袋。
入院二十分钟不到的功夫，四院已经为郑新输入了一千八百毫升血液。但他的心率还是维持在135的水平。
这么下去不是办法。孙立恩急的又问了一遍郑新的妻子，但她还是犹犹豫豫的说要“再问一下家人的意见。”
孙立恩急的跺了跺脚，但总不能对着患者家属发火。想来想去，他还是叹了口气，努力让自己心平气和下来劝道，“你是想要一个活着的丈夫，还是想要一个还留着胳膊的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