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开西汉功臣的故事，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可咱们的传统，故事就是故事，不兴夹带说理。不像欧洲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历史文学作品，常常有长篇大论。其中不同，可能与地域政治无关，只是个受众平均文化水平问题。当下的社会平均文化水平，无疑是自宋元更迭以来最高的。（当然，古代社会文化水平的演变并不是一条直线。有机会再说。）所以，趁着他们双方长期博弈、斗争、战争之前最后一点空闲，集中交待几句。
对于西汉皇帝和诸侯王的纠纷，长期解读为大一统和封建制的矛盾。将皇帝放在了代表、引领历史潮流的巅峰上，将诸侯王撂在了违背、破坏历史潮流的山旮旯。其实，刘邦和诸侯王之间，只是两种大一统之争；之后诸帝和诸侯王之间，只是刘邦诸子中哪一系应该继承皇位之争，和大一统也没有多少关系。
大一统就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大一统，认为二者不言而喻是一回事。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误解。
春秋以降，天子式微、礼崩乐坏，社会逐渐陷入失序状态，以孔孟为代表的知识界普遍希望“一之”、“凝一”，后世解读为希望大一统，且大一统就是中央集权、郡县制。这是强加于前人；前人不是神仙，不可能那样准确地预知后事。更是神话后人；后人并非全知全能，不可能那样精准地复制前人的蓝图。
一般而言，人们只能在既有现象中比较、选择。亦即，在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这样的乱世，和之前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各等级之间秩序井然的治世，在这两种现象之间比较、选择。早期儒家头脑里如何能凭空蹦出一个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大一统来？秦国历代君相又怎么可能按照儒家的蓝图办事情？
再结合先秦史料和诸子百家，尤其是孔子、孟子、子思的相关论述看。他们无疑是在当下的乱世和之前的治世之间作比较，并因此而被后世标签为保守、复辟。他们所谓“一之”、“凝一”，指的是封建诸侯制，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那样的西周古王朝。这才是早期儒家的大一统、原版的大一统。略一回顾《四书》就会恍然大悟。
或有读者不能接受。潜意识中就是认为秦始皇嬴政才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之前没有过统一。若是真的没有过统一，中国从何而来？或以为长期分裂，中国这个概念又如何形成？长期分裂、没有过统一，四千年、五千年历史又从何而来？主张中国有四千年、五千年历史，又主张秦始皇第一次统一中国，岂非自相矛盾、两头顾不住？！
秦皇朝建立之前，中国已经有过三次统一。
第一次、远古圣王以部族制统一
远古先民从只有血缘联系的群居状态，走向稳定的行政联系，可能缘于4千余年之前一次长达十余年的、殃及整个中原地区的洪水灾害。部族联席会议主持人大禹为了治水，任命了第一批脱产干部，并且开始收税——第一次将部族联盟的权力扩大到了经济方面。就现有记载看，这应该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时间大概是公元前22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延续了夏、商两个古王朝。
华夏先民将此视为国家的起源。亦即，中国国家的起源，可能不是化公为私，而是炎黄子孙共同生活的需要。这或许是最古老的中国特色。如果以欧洲模式考察，还不大像是国家。
第二次、周公姬旦以封建制统一
西周古王朝建立后，部族制被大规模内战破坏。周公姬旦为了解决内部矛盾实行了封建制，“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荀子·儒效》），周部族的成员只要不是傻子，都成了领土领民的贵族领主，无意之中用封建诸侯制重新结构了全社会，也能说是重新统一。这应该是第二次统一，时间大概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
由于封建制主要以共同血缘和嫡长子继承制为纽带，便出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北山》）那样完全脱离实际、一厢情愿强调统一性的形象表述，容易混同于后世的大一统。其实只是“天下”、国、家之间的联系比过去紧密了，周天子的“天下”和各级贵族的国、家还是各有各的土、各有各的臣，且产权关系非常明晰。
后来所谓“礼崩乐坏”，主要就是公然破坏这种产权关系。所谓“克己复礼”，主要就是主张恢复这种产权关系。一部《春秋》，就是围绕这种产权关系展开的。孔子做《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就是将“天下”、国、家之间产权关系的原始记录公之于众、曝光了，不利于恃强凌弱、浑水摸鱼。
第三次、管仲君臣以联盟制统一
以平王东迁为标志，以血缘为纽带的诸侯制逐渐不能维系社会。齐桓公姜小白在管仲主导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建立了诸侯国家联盟。公元前651年的蔡丘之会，或可视为联盟的成立大典。过程保存在《左传》中、盟约保存在《孟子》中，都极有价值。
在这种新体制中，周天子、盟长、诸侯，三方是互相制约关系。周天子已经类似后来的立宪君主，诸侯也已经接近主权独立国家的国君。盟长这个新角色已经是凭借自身实力、由诸侯推举、又必须周天子同意，但不能世袭、也不能干预后任的产生，和后来的君主全然不同。这是联盟制的历史价值所在。
管仲君臣一匡天下并非改朝换代，而是历史上开创性的“王者之事”，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至关重要。宗族的联系进一步淡化，行政的联系更加紧密了。这应该是史上的第三次统一，时间大概是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
能不能称之为联盟制，自然可以讨论。但有一个重要历史事实不应忽略——这个依靠盟约维系的社会组织成功抵御了外族入侵，从周边少数民族频繁侵扰、“中国不绝如线”的危亡中挽救了华夏民族、中原社会。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这是咱们第一次成功抵御外族入侵。与两宋之后每有入侵、就会亡国的惨痛景象相比，这个依靠盟约维系的社会组织显然能够有效承担国家职能。
三次统一，都明明白白记在历史上。如果未曾留意，可能就是无意之中戴上了欧洲历史模式的有色眼镜。摘下来，自然清晰可见。
在如此三次统一的两千余年历史基础上，早期儒家所主张的大一统能是什么呢？
接下来，历史误打误撞、懵进了另一个房间。不仅实行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郡县制的大一统，而且实行了“家天下”的大一统。这对于中国古代史，无论制度史还是思想史，对于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都是值得讨论的大问题。这里只能简略交待。
最先懵错了的，是秦孝公嬴渠梁和商鞅，还有秦始皇嬴政和李斯。
他们未见得很看重封建制与郡县制两种名号的不同，只是要强秦，为了强秦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秦军，为了建立强大的秦军需要集中秦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所以实行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大一统。秦国是后起的诸侯国，贵族基础薄弱，秦皇朝所以迅即成功。至于后世对秦皇朝如何看，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于西汉皇帝和诸侯王的纠纷，长期解读为大一统和封建制的矛盾。将皇帝放在了代表、引领历史潮流的巅峰上，将诸侯王撂在了违背、破坏历史潮流的山旮旯。其实，刘邦和诸侯王之间，只是两种大一统之争；之后诸帝和诸侯王之间，只是刘邦诸子中哪一系应该继承皇位之争，和大一统也没有多少关系。
大一统就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大一统，认为二者不言而喻是一回事。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误解。
春秋以降，天子式微、礼崩乐坏，社会逐渐陷入失序状态，以孔孟为代表的知识界普遍希望“一之”、“凝一”，后世解读为希望大一统，且大一统就是中央集权、郡县制。这是强加于前人；前人不是神仙，不可能那样准确地预知后事。更是神话后人；后人并非全知全能，不可能那样精准地复制前人的蓝图。
一般而言，人们只能在既有现象中比较、选择。亦即，在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这样的乱世，和之前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各等级之间秩序井然的治世，在这两种现象之间比较、选择。早期儒家头脑里如何能凭空蹦出一个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大一统来？秦国历代君相又怎么可能按照儒家的蓝图办事情？
再结合先秦史料和诸子百家，尤其是孔子、孟子、子思的相关论述看。他们无疑是在当下的乱世和之前的治世之间作比较，并因此而被后世标签为保守、复辟。他们所谓“一之”、“凝一”，指的是封建诸侯制，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那样的西周古王朝。这才是早期儒家的大一统、原版的大一统。略一回顾《四书》就会恍然大悟。
或有读者不能接受。潜意识中就是认为秦始皇嬴政才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之前没有过统一。若是真的没有过统一，中国从何而来？或以为长期分裂，中国这个概念又如何形成？长期分裂、没有过统一，四千年、五千年历史又从何而来？主张中国有四千年、五千年历史，又主张秦始皇第一次统一中国，岂非自相矛盾、两头顾不住？！
秦皇朝建立之前，中国已经有过三次统一。
第一次、远古圣王以部族制统一
远古先民从只有血缘联系的群居状态，走向稳定的行政联系，可能缘于4千余年之前一次长达十余年的、殃及整个中原地区的洪水灾害。部族联席会议主持人大禹为了治水，任命了第一批脱产干部，并且开始收税——第一次将部族联盟的权力扩大到了经济方面。就现有记载看，这应该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时间大概是公元前22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延续了夏、商两个古王朝。
华夏先民将此视为国家的起源。亦即，中国国家的起源，可能不是化公为私，而是炎黄子孙共同生活的需要。这或许是最古老的中国特色。如果以欧洲模式考察，还不大像是国家。
第二次、周公姬旦以封建制统一
西周古王朝建立后，部族制被大规模内战破坏。周公姬旦为了解决内部矛盾实行了封建制，“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荀子·儒效》），周部族的成员只要不是傻子，都成了领土领民的贵族领主，无意之中用封建诸侯制重新结构了全社会，也能说是重新统一。这应该是第二次统一，时间大概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
由于封建制主要以共同血缘和嫡长子继承制为纽带，便出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北山》）那样完全脱离实际、一厢情愿强调统一性的形象表述，容易混同于后世的大一统。其实只是“天下”、国、家之间的联系比过去紧密了，周天子的“天下”和各级贵族的国、家还是各有各的土、各有各的臣，且产权关系非常明晰。
后来所谓“礼崩乐坏”，主要就是公然破坏这种产权关系。所谓“克己复礼”，主要就是主张恢复这种产权关系。一部《春秋》，就是围绕这种产权关系展开的。孔子做《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就是将“天下”、国、家之间产权关系的原始记录公之于众、曝光了，不利于恃强凌弱、浑水摸鱼。
第三次、管仲君臣以联盟制统一
以平王东迁为标志，以血缘为纽带的诸侯制逐渐不能维系社会。齐桓公姜小白在管仲主导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建立了诸侯国家联盟。公元前651年的蔡丘之会，或可视为联盟的成立大典。过程保存在《左传》中、盟约保存在《孟子》中，都极有价值。
在这种新体制中，周天子、盟长、诸侯，三方是互相制约关系。周天子已经类似后来的立宪君主，诸侯也已经接近主权独立国家的国君。盟长这个新角色已经是凭借自身实力、由诸侯推举、又必须周天子同意，但不能世袭、也不能干预后任的产生，和后来的君主全然不同。这是联盟制的历史价值所在。
管仲君臣一匡天下并非改朝换代，而是历史上开创性的“王者之事”，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至关重要。宗族的联系进一步淡化，行政的联系更加紧密了。这应该是史上的第三次统一，时间大概是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
能不能称之为联盟制，自然可以讨论。但有一个重要历史事实不应忽略——这个依靠盟约维系的社会组织成功抵御了外族入侵，从周边少数民族频繁侵扰、“中国不绝如线”的危亡中挽救了华夏民族、中原社会。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这是咱们第一次成功抵御外族入侵。与两宋之后每有入侵、就会亡国的惨痛景象相比，这个依靠盟约维系的社会组织显然能够有效承担国家职能。
三次统一，都明明白白记在历史上。如果未曾留意，可能就是无意之中戴上了欧洲历史模式的有色眼镜。摘下来，自然清晰可见。
在如此三次统一的两千余年历史基础上，早期儒家所主张的大一统能是什么呢？
接下来，历史误打误撞、懵进了另一个房间。不仅实行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郡县制的大一统，而且实行了“家天下”的大一统。这对于中国古代史，无论制度史还是思想史，对于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都是值得讨论的大问题。这里只能简略交待。
最先懵错了的，是秦孝公嬴渠梁和商鞅，还有秦始皇嬴政和李斯。
他们未见得很看重封建制与郡县制两种名号的不同，只是要强秦，为了强秦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秦军，为了建立强大的秦军需要集中秦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所以实行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大一统。秦国是后起的诸侯国，贵族基础薄弱，秦皇朝所以迅即成功。至于后世对秦皇朝如何看，那是另外一回事。